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流动、贫困问题等,著有《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等
在社会治理方面，如果我们问到究竟什么是最基本的原则，我认为是法治。法律是必须有终审的，它强调一个事物最终要遵从规则，不管是申诉方还是被诉方，最终法律都会给出一个裁决。所以法治的途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
高玉
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著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等
清末语言学领域对于汉字汉语改革的态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保守的，一种是激进的，但不管是保守的方案还是激进的方案，都是理论上的，并且理论上也是很粗浅的，很难实施。清末语言学讨论汉字汉语变革问题，已经深入涉及到白话文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牛见春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芬芳文化书院院长
在一个被喜剧小品充斥的文化舞台上，戏剧作为一种反映人类丰富品质的精神生活被简化了，这不是优劣问题，而是简单与丰富的问题，文化的简单化使得人的内心变得粗糙，不再具有人作为智慧生命所应该具有的能力。
贾康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及财经理论、政策,代表作《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
为期三天的莫干山会议上，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关键词。哪些问题会影响混改的进程，民营资本应该怎么样发挥作用，如何避免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两者联姻出现“恐婚症”？“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的思路。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致力于村治研究,其学术团队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农民上楼和征地拆迁的不同，一个根本原因是，征地拆迁所形成的城市建设用地具有巨大增值收益，正是这个增值收益可以给失地农民以巨额补偿，而农民上楼后，土地复垦为耕地没有产生增值收益，地方政府因此没有能力给农民足够的补偿。
罗宝珍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终身教授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如何可持续地将“富”的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老”（而非“赖活”）？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
李拉亚
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全职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闽江学者
凯恩斯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刚性及对总需求管理的失败，是导致1929年大危机的主因。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危机中货币当局紧缩货币供给是导致这场危机不可收拾的主因。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危机中各国的贸易保护是导致危机恶化的主因。
陈立彤
中国及美国纽约州律师,全国律师协会反垄断委员会委员,著有《商业贿赂风险管理》一书
有的资金多了，维度低一点的自有资金多；维度高的自有资金不多，但钱来得容易且成本很低，银根一旦放松，它们第一时间就能拿到最多且最便宜的资金，赢了自己腰包鼓起来，输了公司、企业买单，当然，最终还是老百姓买单。
魏崇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潮、当代中国政治与公共治理等
阚亚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硕士
政治文化的现代性是难以把握的存在。要实现现代政治文化的培育，首先要清楚当前社会政治文化的现实状况，要立足中国实际，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化，增强政治主体意识，发挥法治与民主的制度保障功能
高玉伟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采访:方烨
经济参考报记者
较为严重的“消费抑制”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并且容易遭受外部冲击。此外，“消费抑制”使得一部分城乡居民生活改善较慢，没能同步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
冯维江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区域经济合作
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历史上的中国的确是拥有悠久的“事小”经验的，也早已发展出了比较丰富的“工具箱”。
张莉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
杨光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
自2008年开始，北京天然气的消费量快速上升，目前已经是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目前北京市排放温室气体的CO2当量占总体的排放量的11.28%。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等,著有《新发展观》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理论自觉。其中，特别要处理好价值观建设与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在文化价值问题上，不能在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走向文化相对主义。而真正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应是现代文化精神的合理综合与提升，而不是放弃现代文化精神。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如果继续坚持分业监管的模式，将中央银行排斥在金融监管体系之外，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势必会大幅降低，在欧美等发达市场爆发的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类似的风险隐患，近期的股市大幅波动就是典型的例证。当务之急，中国需借鉴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经验，结合中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王懂棋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乡村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打通“最后一公里”，关键是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与当前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在改革和转型中不断激发出基层社会的活力。
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等;著有《整合社会心理学》、《转型期的中国人》等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被重新洗牌，现在则被称为“全民焦虑”的时代。具体来说，户口、住房、教育、社保、医保、财富、就业、消费等事项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心理焦虑的焦点。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