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创新现在应该没人反对，但创新要落地，要过利益关。此关难过，是因为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化，一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不免触动现存秩序，连带也触动相应的观念与既得利益。
王亦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内陆核电事关重大，在“全世界科技水平尚无法实现核电站100%不出事故、控制核污染还有太多科技无奈和空白”的现实下，长江流域核电站的“安全论证”绝不能纸上谈兵。
莫达斯
欧盟科研与创新专员
安德鲁斯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达姆伯格
瑞典企业与创新部部长
采访: 财新记者王力为
在全球范围内，创新和科研也是极受关注的议题。欧盟委员会在2014年设立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聚焦点从起初的完善基础设施演变成“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英国、瑞典等创新领先国家，甚至设有以创新命名的部委。在大西洋对岸，在蓬勃的私人部门努力之外，美国政府也试图自己推动创新。
叶翔
国元证券(香港
席经济学家、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
有中国学者研究发现，后进国家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演变为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的，是极少数。为何后进国家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多大的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毛军华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
财富管理是中国金融业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预计2015年市场规模将达129万亿元，过去七年复合增长率达18.6%。在商业银行面临利率市场化冲击、券商经纪业务佣金费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财富管理成为各类金融机构转型的方向之一，私人银行业务成为发展重点。
巴里·艾肯格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乔治•C•帕迪和海伦•N•帕迪经济学讲座教授和政治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5年9月签订的广场协议堪称对市场进行协调干预的典范。有意思的是，在其签订30周年之际，人们又提出了类似的呼吁，广场协议被广泛奉为值得效仿的成功协议。果真如此吗？
崔丽君
伯昂研究院创始人,董事长
中国的PPP项目融资从去年开始正式启动，但项目融资市场的发展历史却由来已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主要以银行和债券市场为主。银行虽然作为我国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但其发展无法满足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国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的监管需求。
詹姆斯·多宾斯
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
今天，美国没有面临任何生存威胁，而是面临着异常广泛和多样的一系列挑战。俄罗斯作为侵略者再度出现。中国在国内执行更为强硬的路线，在国外也更为强大。基地组织滋生了一个个分支与模仿者，它们甚至比基地组织自身更为强大和激进。
龙卫球
著名法专家,长江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
民法典不仅仅是一项立法工程，更是一项政治工程。在民法典的千面维度中，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它的政治维度。民法典的核心使命和基本立场是由政治所设定的，并且强烈地体现政治精英的理想和抱负。
宋方敏
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国资委国企理论宣传特约研究员
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很重要的一条，是为了通过各种资本相互混合、交叉持股，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中央确定的基本原则中，表述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显然是指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国有经济主导的前提下，促进各种资本平等互混，而不是只混国资，且“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排在“非公有资本”前面，也说明国有经济及整个公有经济在我国地位重要，没有任何理由把“混改”等同于“国退私进”、“国退外进”。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
何时才能吃得放心？这有待于我们食品安全忧患意识的提高，国家整治力度的加大，国民素质尤其是社会公德的整体提高。消费者要自我保护，将那些害人的东西尽可能地“拒之体外”，发挥“从田野到餐桌，从地头到嘴头”的食品安全防御体系的威力。
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不断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坚持发展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朱德米
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公共决策过程,著有《自由与秩序: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研究》等
在我国地方公共决策过程中，增强包容性需要进行四个层面的变革或提升：在认知层面上决策者需要有面对数据科学和技术的包容态度、提升以数据为基础的包容性决策评估、强化多源数据交汇的程序建设、加强有数据支撑的审查机制建设。
蒋永红
教育评论员、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团成员
当一个时期对某项事物的改革呼声加大时，一般说明公众对其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教育也无外乎如此。近期关于中小学教改的新闻不断涌现，有课程改革、有教学改革，这一切都彰显了社会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这些改革所提出的依据并无法说服大众，其具体方案更是一本糊涂账。事实上，教育教学改革在提出不同的教育理念之余，更需要的是科学的改革方案。
吴涧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TPP对我国提升在亚太区域合作的地位和影响力已构成现实的压力和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国内改革与发展形成一种倒逼压力和示范效应。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还难以适应TPP的新规则和新要求，与其盲目应对谈判，不如抓紧研究相关应对预案，着力强化“内功”，抓紧为适应和塑造未来全球经贸投资高标准和新规则做准备。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市场失灵,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等
在少子化趋势下，劳动就业人口占比将逐渐下降，进而，人口规模将呈绝对下降趋势，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劳动供给减少必将减少劳动产出，经济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