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维海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长期从事政府规划、园区和开发区规划、企业战略、融资上市等研究
产业园的聚集发展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产业园内主导产业和企业的市场化运作，需要通过资本手段予以实现。产业园内的各类企业通过资本运营、产业合作，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特定的投资回报。
王东京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博导《中国经济观察》主编
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普遍法则，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劣胜优汰的“逆选择”却随处可见，而且学界也有大量研究。我这里作此文，当然不是去重复别人，而是要分析导致逆选择的约束为何，并根据约束推出逆选择的一般原理与现实启示。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目前判断中国结构调整，原来的支柱型产业逐渐将不再作为支柱型产业存在，新的支柱型产业将要起来，归纳就是三个产业方向。战略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未来这三个新的支柱型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将代替原有两大支柱型产业，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苗柔柔
法国“中国与卢瓦尔协会”秘书长,曾翻译出版《苦儿流浪记》、《笛卡尔与法国》、路易威登集团《北京旅游指南》等
继习主席10月专访英国之后，德国总理与法国总统又先后访华，同属欧洲、相互为邻的三个大国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你来我往，在世界外交史上还不多见。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本身也是欧洲大国，这次习主席过法国而不入，而随后奥朗德总统又急匆匆来华访问，其中有什么含义呢？
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内陆亚洲边疆史、跨界民族问题和海外民族志等,译有《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等
本文从历史角度思考了统合型国家的内部生态问题，并通过对清朝边疆治理策略的分析，探讨了在继承清朝边疆“遗产”问题方面所遇到的正面和负面问题，以及如何从“我们的大清”认同成功地转变为“我们的中国”认同，并对现代中国边疆话语的重构提出了一些初步想法。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深化金融改革需要实质性和关键环节的突破， 早下决心方可以获得主动性。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关系到金融基础设施、政府自律和他律、各部门之间的整合与协调、政策的精准性和处理事务的能力等多个方面。 因此，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需要将金融改革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李长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教授,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代表作《转轨时期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研究》等
只有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碗水端平”，能够将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那么全体人民才能走上共享发展的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研究领域:转轨经济理论与政策
“十三五”既是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期，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后窗口期”。搞得好，就能够把握主动权，不仅能明显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将为中长期保持6%~7%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搞不好，就会陷入被动，并有可能加大经济社会风险和危机因素。
子政
时政观察者
而从形势上讲，“十三五”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和“决胜阶段”，直接关系到这个总目标的成败。至此，党的承诺和国家计划已合为一体，密不可分，总书记亲自挂帅督战，当是势所使然。
杜建国
独立学者,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质量当然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的（不光中国，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但是靠牺牲速度来追求质量，无异于负薪救火、缘木求鱼。保持速度与提高质量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应该在继续保持速度的前提下来提高质量。即应该“稳速提质”、“保速提质”，不应过分“降速提质”。
杜志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会长,研究领域:农村中小企业、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安全战略
詹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与发展研究所博士后
虽然自2014年初推进至今，精准扶贫工作日渐机制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施精准扶贫的现实过程中，“脱靶”现象仍然非常突出，实施扶贫新战略、精准扶贫工作仍然面临着较大挑战。
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就现在的宏观形势来看，不用过分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当前国内有很好的转型条件，如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压力大大减轻、居民收入增速较高等，可以支撑将重心放在转型升级上。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
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1至2月间进行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个设问是“日本的历代首相对中国、韩国就过去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谢罪。你认为至今为止的谢罪是否充分？”结果回答“充分”的占81%，“不充分”的占15%，“未予回答”的占4%。
邢文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经济金融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导致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诱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TPP对区外的影响很复杂。一个自由贸易安排，从经贸层面上看，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作为成员国，可以享受到贸易创造效应；非成员国则会受到贸易转移的伤害。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战略层面的影响。美国在TPP率先推动的这些新的经贸规则，短期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