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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疫情期间,“看得见的手”发挥了积极作用;疫情过后,还是要依靠“看不见的手”,恢复经济的正常秩序。在采取结构性调整时,应当注意划清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权责界限,着力培育有助于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激励了中国企业家精神,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民营经济始终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演进,也有赖于民营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要给国企和民企提供一个公平环境,应该坚定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机制。

高海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对未来国际金融格局也产生重大影响。这其中两个方面的变化将会比较显著:一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因疫情得以稳固,但寻求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努力在疫情过后很可能重启。人民币的使用将更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取决于建立货币信任这一长远目标的保障。二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保障体系缺口显著,全球金融安全网将面临新的整合。预计疫后改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努力将会持续,且会在建立多边互换、金融机构合作及治理结构调整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根据IMF的预测,今年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会出现衰退,只不过发达经济体的衰退更深:欧美国家的经济减速普遍都是在-7%、-8%左右;新兴市场的衰退要浅一些,像中国、印度还将正增长。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尽管IMF预测2021年有一个强劲反弹,但目前来看还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包括疫情的演进,目前仍是未知之数。

受访者: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采访者:赵萌

对于增长目标的评估,我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即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评估我国经济的增长状况。以差值为例,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是2.9%,中国是6.1%,相对增长率为3.2%;假如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相对增长率为5.5%,就是高于去年的。采取这种方法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赵仁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2020年年底前将部分“依法保留、适宜划转”的非税收入划归税务部门征收管理的要求出发,当前各省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现状与这一目标要求相差甚远,加快推进非税收入项目划转税务部门征收需要在厘清实施困境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分别从划转项目选择的基本原则和配套制度建设两大方面着手。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之法,财政赤字货币化弊大于利,不宜采纳,当下用足现有政策空间,并做好财政、货币、监管政策的协调发力,确保对中小企业的精准滴灌是重中之重。而从根本来讲,避免改革开倒车,通过深化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激发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同时,加大开放,采取竞争中立原则,减少民营企业准入限制,是应对疫情下绝无仅有冲击和挑战的根本。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

疫情下全球产业链将结构性重构,中国应有五大应对举措:一是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二是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三是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四是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五是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

殷剑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体制导致我国财政政策地方化,这不仅使得区域财政风险上升,还可能会通过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相互激化,放大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我国的货币政策财政化,这可能使央行出现严重的亏损,并极大地削弱其公信力、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和作为最后贷款人保持宏观金融稳定的能力。对于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的改革,有三点至关重要。首先,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回归其本源,而财政体制改革是前提和基础。其次,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应该相互配合。最后,根本之根本是要建立基于法治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防止不受约束的过度政府债务。

高占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风险。历史上的诸多案例表明,即使是临时性的危机举措,有时也会带来长期效应。而中国仍在执行正常的货币政策,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固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不能说因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所以就得搞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逻辑显然不成立。必须认识到,财政赤字货币化只是在无药可医状态下的无奈之举,而中国还有诸多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刘连泰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征用是对财产使用权的剥夺,征收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剥夺。如果被征用的财产是一次性使用的物品,使用后无法返还或者返还根本没有意义,征用转化为征收,即形式上是征用,法律效果是征收。征收征用的对象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一个政府机构不能征用另一个政府机构的财产,只能请求另一个政府机构支援。征收和征用程序有大致相同的底色,征用程序大体上是简化征收程序的结果,但不能违背正当程序的基本价值。征用对应的政府义务首先是返还被征用,其次是损失补偿。补偿的损失包括财产被征用期间的使用权损失,被征用财产毁损、灭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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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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