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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张清勇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杜辉

刘青

仲济香

调查发现农村土地征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征地次数多,规模大,且次数和规模有增加的趋势;2.不少征地超出了公共利益范围;3.正常的征地程序没有得到全面落实;4.征地补偿水平不高,低于农户的预期;5.部分农户征地后生活水平下降、收入降低、不适应新生活;6.农户对征地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的比例较高。对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界定公共利益,确保只有公共利益项目才可以动用征地权;2.正常补偿,评议商定补偿款并签订征地协议;3.设计好征地的论证、争议和裁决程序;4.建立征地后评估制度;5.加强调查,根据农户土地观念、征地意愿的变化调整法律法规。

程雪阳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领域取得的基本经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土地财产权”,而不是“以地生财”或“土地低价征收高价卖出”。通过运用这一改革基本经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进步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的国有土地领域。当这一基本经验继续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扩展时,遇到了理论和观念的巨大阻力和障碍。破除这些阻力和障碍的关键在于区分集体土地所有制与社会保障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按照“重建土地财产权”这一基本经验对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杨良松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全口径财政扶贫支出应包括农林水事务支出中的扶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救济支出,教育支出中的助学金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中的医疗救助支出,以及住房保障支出中的农村危房改造支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扶贫支出有显著增长,结构有重大变化,2007年后大致形成农业类扶贫支出、城乡救济与低保支出、助学金支出为主,医疗与住房类扶贫支出为辅的态势。但扶贫支出仍存在部分问题,集中表现在总量仍有待增加,支出绩效有待提升,尤其是支出结构需要优化,部门间协调需要加强。

马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税收研究室副主任

邓若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仅就税收而言,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甚至是偏低的,即使从综合税费的角度,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全球最多处于中高水平,远远算不上最高。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仍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爬坡阶段,对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支出的需求依然强劲。未来,中国的减税降费举措仍将持续,这不仅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是应对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可以预期,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将继续升高,财政风险将持续增大。

徐凯舟

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

谢振忠

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

数据中心是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是各类下游数据应用产业的基础,具有较强的联结价值链的公共属性。近年来,国家出台政策支持数据中心发展,各级政府采用电费贴息、投资补助、减税降费等手段支持建设数据中心,但同时也暴露出支持路径不明、募资方案低质、补助方式落后等问题。建议从三方面优化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引导支持,加快新基建有效投资落地。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其广泛发展使世界经济成为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规律决定了全球化经济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表现。本文研究表明:(1)价值链分工是各国优势要素的国际合作;(2)跨国公司组合全球要素决定了全球生产布局;(3)政策干预下要素流动是一个扭曲的市场;(4)要素收益原理决定了各国经贸关系中的收益分配;(5)世界经济增长因要素流动形成新机制、新结构;(6)要素流动改变世界产业布局,导致贸易不平衡;(7)发展道路在要素流动下出现新模式。要素流动理论是解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基础理论。

刘晓曙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侯传璐

以第三产业占比提高作为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产业升级的信号的这种认识,大体适用于处于工业化前中期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处于工业化后期、信息化时期的国家。那种认为“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高级,第三产业占比提高就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产业升级”的绝对化观点,是有待商榷的。要判断一个工业化后期经济体是否正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升级,相较于第三产业占比提高这一信号,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占比提高这一信号更加可信。

万海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孟凡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所以,正如总理所说的,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就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袁富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楠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为了实现城市化阶段的发展可持续性,人口质量问题无疑是政策优先选项,唯此才有望实现“经济效率—民生保障”的良性循环。政策次序上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疫情过后,世界经济格局也许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第一个风险是疫情过后逆全球化的政策找到新动力。比如,疫情冲击将过去供应链存在的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一些政府和企业家觉得把供应链放在本国内才更加放心。第二个风险是如今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太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推出时容易得人心,但退出就会在政治上遭遇比较大阻力。如果未来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时步履维艰,甚至永远不退出,意味着全世界流动性持续泛滥,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级别的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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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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