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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与技术水平的进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既能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提升,也能通过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来配置要素资源,形成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由此,要素市场化配置将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产生积极影响,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

赵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博士生

在疫情“黑天鹅”引发的粮食供应动荡中,国内大豆市场仍是首当其冲的。3月下旬以来,我国大豆价格涨幅明显,已达五年最高水平。大豆价格的上涨必然带动下游链条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扬,从而整体推高国内农产品价格,加大通货膨胀压力,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建构完善的粮食安全战略机制以备不时之需,成为我国稳定国内粮油市场的燃眉之急。

査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无论本次疫情如何发展,中美关系的演变都是双向的,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美方,也取决于我们自己。不要停留在讨论定性层面(relationship)的中美关系是更好还是更坏、合作还是对抗,也不要停留在观察、评判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而要重视经营社会关联层面的中美关系,也就是那些跨时空存在、与执政者更替相关度低甚至无关的那些关系。疫情之后,寄希望于他人减少点麻烦或增加点帮助都不现实。在我看来,要“把自己的事做好” ,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提高与所有国家在技术标准、交易规则、交易程序方面的互联互通,让“脱钩”成为自我损失的选项。

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此次疫情救助中,主要经济体央行和财政积极配合,央行救助普遍有财政资金作为承担风险和吸收损失的第一线。从长期角度看,在吸取历次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央行和财政的关系不断发展,央行自主实施货币政策,并兼顾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等多重目标,但也需警惕对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并因此削弱央行履职的自主性,这将对宏观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中国央行的特殊性在于多年来一直履行多目标制,这有利于央行与财政的统筹协调,但也对央行的专业能力和资源充足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需要财政对央行给予资金支持。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中国债券市场对国债有着旺盛投资需求,没有必要让央行购买。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上向来是利率债供不应求,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均有着旺盛需求。尤其考虑到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要么为零要么为负,未来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国债需求将会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为抵抗疫情所需的特别国债规模不会太大。即使抗疫特别国债规模达到3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也不过3-4%。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发行国债,没有必要让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赞同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总体看法以及趋势。但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采取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的方式。因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的规定。在这种时刻,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应扩大到5%,甚至扩大到8%,但发行国债应面向市场。

郭贝贝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得益于前期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中国经济整体呈现“险中稳进”的状态;但是如果疫情进一步蔓延,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和更大的不确定性。为进一步防范全球疫情蔓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二次冲击,中国应采取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以稳经济。面对疫情对经济领域的冲击,我国应在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中寻求最佳结合点。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疫情之后,全球供应链重构将会在很多领域发生,半导体芯片制造就是一个可能重构的重要产业。目前,芯片生产密集地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地。过去几十年,芯片制造商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一直在向亚洲市场扩张,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靠近地区供应链等因素推动了这一趋势。然而,这一模式目前正受到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干扰。

于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由于下半年经济回归2019年以来的国内和世界经济基本面,国内和国际需求不足,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最为可控的因素是积极推动应急防疫体制回归常态化防控。在2019年消费增速下滑导致了经济下行速度加快趋势下,加之疫情带来失业风险使得人们更加谨慎,储蓄倾向上升,“报复性”消费不成立。同时,内外需疲弱导致下半年制造业及其投资面临巨大压力。所以,在政策优先级上,兜底型支持政策为主导,主动刺激需求政策为辅助,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扶持力度,保证就业。

李勇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回过头看,2003年的非典是中国的一次“新零售”启蒙,非典之后,以实物商品网上售卖为特点,到后来扩张到线上线下联动的各种新型零售业态,推动了中国零售业向新零售转型,并成长世界第一的电商大国。而2020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将是一次以生活服务的数据化、在线化、智能化、融合化为特点的“新服务”启蒙。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新服务”将成为在线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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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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