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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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比较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比较民主化、20世纪民族主义与族群政治、台湾政治
对英美早期与苏联各自政治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显示，政党组织的兴起有助于打破集体“行动不能”的困境，是专制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相对成本最低的路径，但如果对党派竞争权力的途径与方式不进行严格的限制与规范，必将因无法遏制党派自利冲动引发的“行动过度”而导致“公共权力资源”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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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颖
德国慕尼黑大学绍尔兄妹政治学院博士后,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员
2014年，德国推出以有严格条件的“63岁退休”和面向1992年前生育子女人群的“母亲养老金”为主要内容的法定养老保险改革，被认为是对现行制度的修正。新一届德国大联合政府上台为养老保险政策调整提供了窗口期，此前延迟退休年龄、引入可持续因子和发展多支柱体系等改革措施亦为此次一揽子计划留下了主动性和调整空间。然而，这一改革的效应颇为复杂，不同群体褒贬不一，它也再次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尤其需要理性、有责任意识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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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张朝平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攻克执行难的行军路线图已经勾勒，关键在于执行权改革及其实践运作。执行权改革须从执行权运行体制机制内部着手，重塑执行理念，重构执行权运行体制，改革执行权运行机，彻底清理、消除引起执行难的各种障碍，在此基础上逐步梳理、调整执行权运行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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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比较政治、民主转型、阶级政治、中国政治、地方政府、基层治理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无不需要全球化战略，用以指引世界大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妥善应对挑战、恰当利用机遇、合理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对于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世界大国来说，能否形成有效的全球化战略和切实推行全球化战略，是决定这个世界大国能否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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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法律社会学,著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等
重振乡村教育必须抓住改善教育生态这个根本。仅仅在有形的物质、组织或制度上用力，并不能真正解决乡村教育生态恶化的问题，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心理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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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刚刚起步，政策措施远未完备。虽然地方实践创新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标准化、系统化等方面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突破，智慧城市建设对市民的受益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影响的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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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喆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道德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建立在高山仰止上绵密的道德铁板，让社会举步维艰。过于空洞的道德，则只适合极少数人走钢丝，而平凡的我们，没有基本的依托，只会像少年魏则西一样，走着走着，就掉了下去。唯有用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建设将之搭建起来，我们才能在其间安身立命，愉快共舞，茁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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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宏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教育要促进人的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促进社会融合、政治民主、经济发展。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完善教育体系结构，调整教育空间布局，改革教育制度以及相关的行政管理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通过这些变革，使教育能够主动适应并积极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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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著有《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等
如何使协商民主完善起来，系统化、程序化、规范化，使它真正发挥作用，使它真正呈现给世界一种有效的、全新的民主文明。从这一点上来看，协商民主对中国的意义是，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条件下的民主建设，同时也给中国人提出了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如何创造新的民主文明呈现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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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
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著有《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和谐社会与三农中国》等
战略与战术涉及的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理念问题。战略追求的是长期目标，战术则强调短期所使用的手段。作为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经济政策也必须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问题，才能临危不乱，运筹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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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湘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政策
期望中国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种种预期是不可靠的，通过渐进持续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依然是中国面对社会经济转型重大挑战的重要策略。在维护国家治理体系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适应性民主改革和责任型政府体制改革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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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庆国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政党与社会、地方党委领导制度科学化、基层党组织功能变迁
王世谊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政党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廉政建设
高压反腐的政策压力在由上及下的层级传导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呈现出效力衰减倾向，成为当前中国腐败治理的现实难题。对反腐目标的认知偏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涟漪效应”、基于规避连带责任追究的“共谋现象”、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基层人情化社会结构与权力运行的内在张力是主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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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这些局部地区的“塌方式腐败”反映出的是，尽管权力制约监督体制在不断完善，但诸多可被利用或俘获的空间却依然存在。如何认识和遏止“塌方式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推动法治化进程、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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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等,著有《中国的大转型》等
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凡是“干扰”自己行动或反对自己观点的，不是道德上的邪恶者就是政治上的敌对分子。对于“邪恶者”与“敌对分子”没有妥协余地，必欲打倒在地而后快。封闭状态下的唯我独尊、非正即邪、两值分类、斗争思维、无情打击，这就构成“愤青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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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南海问题、中国周边安全、中国—东南亚关系、亚齐问题,著有《民族分离与国家认同-关于印尼亚齐民族问题的个案研究》等
中美博弈的下一个焦点是什么？其实，在有关“肩并肩”军演的国际报道和评论中，南海争端的近期潜在性热点问题已经初露真容，这就是黄岩岛。这一热点目前主要是美国在单方炒作，其核心观点是，中国或将在黄岩岛进行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对此，美国必须及早加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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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迪欧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欧洲研究院教授
翻译:伊索尔
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怎么样才能避免做一个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一方面是对新形式的绝对渴望，总是需要新的形式，无穷尽的渴望。现代性就是对新形式的无限渴望。而另一方面，迷恋身体，迷恋限定性，迷恋性，暴力，死亡。对于新形式的迷恋和对于限定性、身体、暴力、痛苦和死亡的迷恋之间有一种相互矛盾的紧张感，就像是形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个合题，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主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