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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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学勤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社会学、社会及心理统计,著有《感知与意象——城市理念与形象研究》等
集精英式和全员式、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模式为一体的联合协商，习得多元、包容和反思的治理理念，从单向度的平面协商走向多向度的立体协商，其在理念和技术上的跨越，正在帮助基层开启协商治理的范式变革。若城市基层保持联合协商的惯性，倾听各阶层声音，平衡各阶层利益，在提升基层百姓福祉的同时也将给世界一个中国式的协商治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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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卧杰
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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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中国正处于政府监 管职能改革的攻坚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将政府规制之手拉回到合理的限度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一定程度上地厘清了反垄断机构的权限，赋予反 垄断机构对行政机构进行有效约束的实权，某种意义上它是一项“落实”的措施。鼓励竞争、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是中国规制模式最基本的宗旨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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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应当看到，权力“入单”与入单的权力如何运行， 是两回事。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制，一纸清单是靠不住的。要看到，权力清单总体上仍属于政府“自律”、“自我革命”范畴。要实现公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有效制约， 根本上要靠加快行政体制和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才是实现清廉政治和公权力规范运行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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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志军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专职研究员、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权力制约监督与廉政治理、地方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等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中的“终身”，实际上是责任的追责时效问题，要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终身追责。从性质上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分为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适用于终身追责，而法律责任的追究则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应该建立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的分类追究制度，以避免陷入“多责任混乱”而难以有效追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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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武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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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泳斯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
中国的民间宗教并非是仅仅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巫术”。乡土中国中的民间宗教，与其他制度性宗教一样，承载着众多的社会功能，它们并非只是技术性的“巫”，而是有其独特的理性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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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张冰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各地在医保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方案选择方面，有很大差异。即使是同类改革，在具体的改革路径、改革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医保改革缺乏顶层设计，不仅容易固化或加剧制度的碎片化和差异化，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容易产生一些不规范、不合理的改革方案和改革路径，影响医保制度的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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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丰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药品安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命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产业、政府和社会相互协作的结果。疫苗是特殊的药品，影响其质量安全的因素当然符合药品安全的一般规律。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运动式执法或危机事件来给监管体系“打补丁”，而应当建立起疫苗质量保障的长效机制，做到“既要下猛药，更要重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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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段德忠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和北京两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发展及演化过程存在明显的差异，北京的总体特征是中心极化趋势不断加强，上海则呈现不断分散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从实际情况来看，北京的创新效能似乎要高于上海。从理论上来说，空间聚集也有利于提高创新活动的效能，这是由创新活动的基本属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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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弘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基本理论、现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著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史论》等
郭雨佳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
一事一议制度在许多地区的实践中还普遍存在着“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与难题,这不仅制约了一事一议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使其制度化发展和推进陷人困境｡有效化解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实践面临的困境,优化和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是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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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
《新华文摘》原总编辑、编审
进入21世纪学术评价研究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论文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随着“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和排名表的一次次强势推出，评价机构摇身一变成为凌驾于学者、编者之上的支配力量。然而，透过表面热闹、繁荣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学术评价乱象纷纭、学术评价的一次次蜕变。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批评和讨伐声，学术评价机构的数量不降反升，“期刊榜单”的花样不断翻新，“搭台唱戏”的声势越来越大，可学术评价“流弊”的改进却微乎其微，学术评价的整体改革更是举步维艰，这不能不令人担忧，也不能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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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朝亮
天津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讲师
宋清
天津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林建衡
天津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讲师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从科斯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看，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反而更像常态。鉴于制约因素的制度惯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不仅有赖于财政平衡的完善，更要在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从根本上调整公共服务的具体事项或其实现手段，让原属政府公共服务范畴的项目引入社会和市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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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基本理论,著有《教育社会学》等
在深入推进教育改革的今天，需要特别强调教育改革的社会制约。绝不能把教育改革仅仅理解为只是在“教育”的边界内与“学校”的围墙里所发生、推进并评价的一种封闭的活动；而应时时意识到教育改革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教育改革的启动、前行及效果，都挣不脱也离不开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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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
总体下行，新力已生。一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承受下行压力，2015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下滑至6.93%，达到近年来的低谷。产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中观构成，其发展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呈现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旧的增长动能逐渐消退，新的增长动能逐渐形成。服务业贡献度持续上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表现活跃，增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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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反恐形势及对策研究》首席专家
把个别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乃至人类利益之上的强权治理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走出这种困境的办法，应是建立所有国家平等合作的共商型治理体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