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尹稚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
空间及其边界有很多种政治、技术属性，现在的所有规划方式和内涵都关注的是空间的科学属性，或者讲是功能性的技术属性。而我认为更应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明确政治蓝图导向下的公权力和私权力空间边界的划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权力传导留资源，为自下而上的市场动力留余地。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空间的社会属性，建立明晰的适合当下中国发展阶段的空间产权制度，建立公开公正的公私权力交易规则，减少对私权之前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干预。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治理模式在经济体制转型、结构变迁及市场失灵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性作用，硬性的产业政策也是需要的，但应该保持适度，保持慎用，提供基础性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会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目前中国离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需要从产业政策更多地过渡到竞争政策，特别是在当前内外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市场化改革就显得尤其必要，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不断地逼近有限政府这一理想状态，才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高利贷行为可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个司法意见引起法律界的强烈关注。法律人的一个必要训练是在入罪问题上要严格地区分法律与道德，法律判断优先于道德判断。非法放贷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但它是否构成犯罪还是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所
美国一直引领着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前沿，以DARPA为代表的政府机构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总体而言，美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发促进机制，并且开始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军事领域。中国已经进入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并把人工智能当作未来战略的主导。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各国紧锣密鼓地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时刻，中国已向世人宣告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和应用的雄心。
黄有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今后即使平均以5%增长，中国也会在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因此只要整个国家是稳定的，今后几十年，中国还会以中高速的增速发展，也会进一步赶超。当然，我们也有提高赶超速度的方法：我们需要继续改革，需要利用市场；需要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行政限制，包括城乡、人口等；需要处理贪污和平均不分配的问题；需要提高包括文化、道德等软实力。在达到温饱和小康之后，提升经济水平已经不是人们提高幸福感的主要途径。因此，与其担心经济增长因素下降，不如考虑例如环保等其他增加快乐的因素。
赛迪智库
经过几年发展，我国区块链行业秩序日趋规范，社会认识明显提高，区块链技术与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尽管如此，但仍需要关注区块链安全风险突出、核心技术亟需突破、区块链技术有待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区块链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从而更好推动区块链技术与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中国法律评论》
为纪念行政复议法实施二十周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和《中国法律评论》共同发起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十大行政复议案例”评选活动。评选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过行政机关、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的广泛提名推荐，共有95件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复议案件进入初评环节。第二阶段通过专家通信评审的方式，在95件行政复议案例中遴选出了30件对行政复议制度发展具有推动性的案件。第三阶段通过专家集中评审的方式，最终产生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十大行政复议案例”。
陈富智
司法部复议应诉局局长
目前，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此次修法首先要将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固定下来，明确除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外，一级政府只设置一个行政复议机构，统一管辖以本级政府部门和下级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此外，还需要重点研究解决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行政复议结案方式、强化行政复议法律责任等问题。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是潜在经济增长的下行，所以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统一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一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之中。
陈体标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
时间银行要求运行的可持续性、时间账户的不可更改性，以及服务过程的可追溯性。而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特点和智能合约确定数据块成链方式，与时间银行的运行要求具有一致性。目前，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发的数字货币与时间银行具有天然的契合性，通过算法保证在不贬值方面比政府更有信用从而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无非就是财富问题，包括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企业的作用。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对维持企业所在社会的“发达性”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
楼继伟
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曾任财政部部长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使之逐步一元化，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释放劳动力扩大就业，提升农产品质量和效益，进而有助于国家粮食安全，是有益的；对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平抑房价高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改善收入分配，维护公平正义，是有益的；对于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进一步释放被压抑的人口红利，是有益的；对于民粹化盛行，主要国家单边主义政策造成的全球不利影响，夯实国内基础，内部开放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是有益的。
李振华
蚂蚁金服战略部总监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以密码学技术为基础，采用分布式的数据组织和数据维护的巨大账本系统。中本聪创立的比特币，是区块链技术第一个真实应用案例。区块链技术的这些理念和特征充分体现了“开放式”“自主化”的互联网特征，甚至更为超前。区块链暗合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趋势，通过系统共享、开放互通实现价值传递，这是今天这一技术受到高度关注的核心原因。但从系统研究看，目前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场景大规模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
赵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区块链作为一种计算机、大数据以及互联网领域的科学技术，是静态的客观存在，其自身并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危害，只有该技术被应用到具体的场景中，才可能会涉及社会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因此，单纯地对区块链技术进行监管既无必要，也不可行，需要根据区块链的不同类型，结合具体应用场景讨论。
保建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区块链的浪潮由市场主体最先推动，更渐有发展成独立社会治理空间之势；但更加明确的是，区块链的发展离不开主权国家的认可与支持，政府的监管或治理立场对区块链的发展前景至关重要。在区块链治理的问题上，唯有区块链内部与外部、区块链行业与其他行业、政府与公众的多方参与和深度互动，才能形成符合区块链发展规律的治理机制和模式，平衡各方利益和多维价值，探索一条尽可能充分发挥区块链之功能、防范区块链之风险的治理路径，使区块链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服务。
许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周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所谓“大科技金融”，意指拥有数字技术优势的全球性大科技公司发展数字金融业务的模式和现象。在国际上，主要指FAGA(脸书、亚马逊、谷歌、苹果)发展的金融业务，在中国则指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公司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大科技金融”的用户触达能力强、擅于运用金融科技，能够给金融业带来更多、更深层次创新，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带来新型风险。“大科技金融”既具备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生态优势，又在开拓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业务模式，其发展必将影响全球金融未来发展的方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