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方军
火币大学顾问合伙人、快知实验室合伙人
把现在的区块链技术和应用看成是1994年初的互联网，这就是我们对区块链技术的判断：尚在萌芽，远未起飞。熟悉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人也都知道，互联网在2000年经历了泡沫破灭，然后才逐步发展出现在的互联网，现在很多人相信数字化一切的未来正在到来。这么做历史对比，我想说的正是文章标题的看法：不要高估区块链的现在，不要低估区块链的未来。或用一位朋友在2017年底说的话，对于区块链这个新兴技术，应该“早早进、慢慢来”。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和经纬
香港教育大学亚洲与公共政策系副教授
我们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企业会使用多种跨界策略，推动政策创新的诞生和推广。私营公司把企业家精神应用到了公共政策创新，可以说是“政策企业家”，而其私营本质并不必然意味着不会促进公共利益。以中国某互联网公司推动移动支付在医保支付领域的应用为例，当企业战略与公益动机有机结合时，私营公司也可以推动公共部门创新。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甘源
恒大研究院
石玲玲
恒大研究院
刘宸
恒大研究院
未来应该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疏通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一是尽快培育一套能够准确反映政策意图的基准利率体系，完善利率走廊机制，降低市场利率波动。二是逐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次序安排逐步放开。三是通过阶段性降准的方式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四是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强化政策利率在债券市场上的传导效率。五是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力度，尽快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
林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当前，地方立法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其创制空间受到很多限制，即“有所不为”；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有所为”，即不能简单重复上位法。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加强监督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制度创设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立法，特区立法因其较为充分的创制空间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因此不可轻言废除。当然，特区法规制定权也并未在所有的特区实现立法者的授权初衷和法定功能，建议在对特区法规制定权实施现状及其成效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顶层制度，使特区立法真正不负改革之名。
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更多关注的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平台，可能会滥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不当地对平台内的中小商家进行经济上的一种限制。关于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理论和实务上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待包括法院在内的权威机构给出答案。要恰当地讨论这一问题，基本的前提是全面、准确理解营造公平竞争电商环境的真正内涵。
马红坤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毛世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燕妮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通过对日本农地改革“两个飞跃”各自的背景、举措和绩效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以低价购买转让的形式快速实现了“第一个飞跃”，相反，旨在实现“第二个飞跃”的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却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相比于行政推动的“第一个飞跃”，“第二个飞跃”实现过程中，改革手段太过温和，政策缺乏协调，农地流转市场失灵。纵观日本农地改革的“两个飞跃”，凝练出对我国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启示：更加注重以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能一蹴而就；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应综合施策。
陆南泉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新时代”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含义：一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的本身就意味着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为此，中俄关系也面临这个大变局以及如何应对这个大变局的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中俄关系应有新的定位。二是中俄都是大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格局的变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强化中俄关系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两国国内的问题，还担负着国际社会的稳定、建立新的秩序与和平的责任。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为什么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中美关系似乎突然遭遇冰点？简化而言，可以把诸多矛盾分歧因素归结为美方两大认知问题：一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追赶，二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体制转型。认知误解背后的复杂时代内涵与巨大利益缠绕，决定了两国分歧与争议的长期性与深刻性。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两国关系再平衡，美国需调整对中国发展方式与体制转型的认知心态，基于自身利益接受中国现代化发展大趋势；中国则需以自身现代化根本目标为本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向高质量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保罗·史蒂文斯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全球能源经济正经历着从“碳氢分子到电子”的快速转变，换句话说，从化石燃料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电力。当下的全球能源系统转型已经被触发，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和对转向低碳经济紧迫性的认知是首当其冲的触发因素。在一些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日益受到关注，这已超越了气候变化范畴，成为推动政府政策转型的驱动因素。强化因素包括可再生能源价格下降和电动汽车快速渗透市场。
王佐发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应该以建设竞争性资本市场为政策目标。首先必须弱化证券监管机构给市场定位。其次，以注册制为基础，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在新三板、上交所、深交所等公开证券交易市场之间建立竞争机制。第三，把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发展成有竞争力的非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市场。然后，在注册制监管框架下把这些市场纳入监管，鼓励三个主要公开证券交易市场选择合适的地方性股权市场进行资产重组，打通非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市场与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市场之间的联系。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常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9年三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继续保持平稳态势，由二季度末的249.5%升至251.1%。前三季度实体经济杠杆率分别上升了5.1、0.7和1.6个百分点，这样的升幅并不算高。金融去杠杆速度有所放缓，尤其是从负债方所统计的金融杠杆率还略有上升，这也反映出政策面对于稳增长所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6.4%，6.2%和6.0%。宏观杠杆率仍需继续发挥助力。不过，仅靠加杠杆是不够的，还要在调整宏观杠杆率内部结构上做文章；同时还需要借助其它力量来稳增长，特别是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姚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一方面对华发动贸易战，扩大加征关税商品范围并提高税率，另一方面却设置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机制，为大批美国进口企业“开后门”。短期看，排除机制是美国政策的纠错机制，其有效缓解了美国厂商和消费者压力，也将使中国对美出口压力有所缓解。但从长期来看，该机制的标准设定和执行效果对中国产业升级可能带来抑制效应。而后者尤其值得关注。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相比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信任赤字”是更大的赤字，增强互信的关键是理性对话、积极沟通。为有效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双方应以过去几十年的合作为基石，重启制度性对话通道，建立新的合作框架，寻找共同利益交汇点，理清长期合作的领域，并在这一框架下解决分歧，唯有如此才能建起新的中美共处方式。
田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左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战后欧盟乡村发展经历了从支持农业转向支持农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环境的转变，从关注食物安全走向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发展。欧盟不断与时革新的乡村发展路径以及发展范式，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启示。首先，三农财政支持需要由支持农业生产转向支持农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环境，乡村振兴除了经济振兴，更重要的是社会和生态的重振；其次，转变政府职能，鼓励多部门多主体的参与;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振兴应该有的放矢，鼓励在生态脆弱和环境承载力不足的乡村中的边缘农户退出农业生产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选择之一。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给经济政策带来了迷茫。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现在政策注意力集中在很多事务上面，有贸易战、棚改、扶贫、产业、科技、债务等等，有一大堆的东西需要关注，客观上造成了政策注意力非常分散。面对诸多问题，应该重点抓什么呢？安邦智库认为，资本市场才是真正的抓手。
陈雪原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周雨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对北京市郊区全部村庄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三个年度构成的约12000个大样本数据的研究显示，村集体净资产与人均所得的绝对差距未能缩小且有所扩大，就业数量高值村庄出现就业量快速萎缩；村庄间景气指数的绝对差距显著，相对差异不断扩大，并已呈现出两极分化态势；村庄综合发展水平呈“俱乐部收敛”，村庄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问题凸显。这是由村庄发展路径的多样化导致的，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视村况分类推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