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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简报 Thinktanks Briefing

丹尼尔•艾肯森

美国卡托研究所赫伯特·A·施蒂费尔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欢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美国禁止某些中国的电信产品,同时中国对美国产品进行既不明确又有可能是无限度的审查。它提供的是虚假安全感,代价是供应链的碎片化。相反,中美两国政府应同意建立一个基于最佳商业实践的框架,将所有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纳入一个客观的、统计上有效的网络安全评估体系。这种体系更有可能抑制保护主义,同时带来真正的网络安全和更持久的经济关系。

埃里克•法恩斯沃思

美国美洲委员会暨美洲协会副主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拉美地区老练的参与者。对北京而言,关键是要更好地了解在拉美地区活动的独特要求,注意带有地区敏感性的言论和行为。就美国方面而言,应该争取将中国的合法活动纳入更广泛的区域建设,寻求就区域问题进行高级别定期对话,以解决冲突,并在冲突发生前防止困难的出现。这不应该是事后的补救,而应该是两国区域议程中的优先选项。

道格•班多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情报部门负责人金英哲访问华盛顿,确认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于下月举行第二次峰会。金正恩同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有过三次会面,他们不久有望在首尔举行另一次会晤。不管怎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领先,他见过金正恩四次。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安倍晋三正在等待他们的第一次会晤。这些数字很重要。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贸易摩擦可能滑向非常有害的贸易战。由于经济减速,中国针对特朗普攻势的国内应对措施可能需要升级。不过,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关系据报道仍然友好,两位领导人为了可能的和解一直为对方保留面子。在双方谈判之际,有些方法可以缓解紧张局势。一些小幅象征性措施,如人员和学生交流或放开旅游签证,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福音,因为旅游部门有积极的外溢效应。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很可能比白宫预计的更加富有韧性。

吉姆·奥尼尔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兼英国财政部长,现任查塔姆研究所主席

必须要打一场争夺贸易或技术主导权之战的想法完全契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认识。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因为自己落到第二位而感到自我怀疑或信心丧失是很自然的事。但就像全世界在发现美国成为单一最大经济体时所做的那样,美国必须学会克服这种情绪。此外,长期经济增长背后的两大主要驱动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生产率。中国的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因此中国经济的名义规模在某一时点超越美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印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托马斯·芬加

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曾经长期任职美国国务院,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

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反映了美国自信的衰退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认为我们从其他国家处获得的待遇应该与我们给予他国公民、公司、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实体的待遇相同,这种态度表明我们是多么强烈地致力于公平性,而不是表明我们畏惧竞争。

Cecilia Joy-Perez

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方向研究员

Derek Scissors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中国国际 投资追踪数据项目负责人

编译:张舜栋

最近半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数量迅猛增长, 从先前的75个增至如今的117个。在未来四年内,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和工程项目总价将有望超过1万亿美元。但是,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发展迅速,但这并没有根本上加快或改变中国对外投资和输出工程建设服务的趋势。就目前来说,中国对外输出的工程建设总量要大大超过投资总额,国企是其中的主要参与方,而他们主要关注的行业是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

美智库兰德公司

未来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将更趋活跃。但总体上,中美在发展中世界的关系既不是针锋相对的冲突关系,也不是紧密的合作关注。例如在东南亚地区,美国的核心关切是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活动,而中国则坚持美军舰机进入争议水域前必须获得许可。在东南亚以外地区,中美之间是一种平行伙伴关系,即两国各自为战、互不合作,但都为了达成相似的目的。

Alicia Garcia-Herrero

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兼职教授

去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不久之后,李克强总理便宣布中国将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例限制。然而,市场对此却反应平平:没有股市(确切指积极的)波动,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机构股份也明显没有收购意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一对外资开放的举措本有机会成为全球金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三世

菲律宾亚太协进会研究员

随着“一带一路”满五周年,中国决策者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能力,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不断演变的挑战。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其改革开放进程的一种方式,那么中国就必须允许灵活性,而不是对合作伙伴国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发展配方。从这个角度说,对共同协商的承诺和合作互利都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也许就取决于渴望开辟新道路并改革全球治理结构的中国平衡国内需要和参与国利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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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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