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英国政府在暹罗危机中的表现深感失望：英国只有在面临危机时方才看重德国的友谊。危机一消失，英国就退回孤立状态，而不愿承担在大陆的义务。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建构过程：一个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形成和确立，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建构;另一个是在国家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族裔文化背景差异的人口中间创造民族性和民族认同。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华访问，中俄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该声明是双边关系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两国围绕国际法进行的全面和系统立场阐释与澄清。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亚洲是活跃的经济圈，欧洲是发达的经济体。亚欧合作无论是对共建“一带一路”，还是对全球发展都至关重要。亚欧合作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具有广阔的空间。但要实现亚欧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需要强化共识，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规则对接等方面采取共同的行动。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以下简称“仲裁庭”）将于7月12日公布最终裁决。“仲裁庭”真的会作出倾向于菲律宾的一边倒的裁决吗？“仲裁案”真的会对中国外交造成严重的后果，以至于中国不得不耗费巨大的外交资源应对裁决吗？

在全球社会割离的表面之下，一股连接的力量正在崛起。即便封闭如朝鲜，也无法完全拒绝外界资本与信息的诱惑。朝鲜正在成为东亚供应链整合的一部分，平壤的少年对比萨，而不是朗诵革命诗篇更感兴趣。

国际法是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称。国际法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国家外交战略的关注。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向世界阐述中国和平发展的新主张、新理念、新举措，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构想。面对深度调整的世界格局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一个脱离了欧盟的英国，必然要发展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英国失去了欧洲，他们不能再失去世界了。脱欧的英国会更加倚重多边外交和国际组织机构，比如20国集团甚至世界贸易组织，客观上能推动世界朝多元化发展，也能对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WTO无论是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还是在组织、推动多哈议程谈判方面都做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刻, 对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进行正确的评估, 肯定其长处、改进其不足, 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 以使其在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上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