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成败更多在内不在外，中国的全球影响更多在于能不能打造国内“仁的社会”。外交如果离开了国内的政治体制，离开了现阶段的社会发展需求，离开了国内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挑战，离开了现时期百姓所思所想所求，外交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政治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关系等很多领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中国要成为一个全方位“智的大国”，在很多机制、观念问题上，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譬如对NGO的管理、对智库角色的定位、对网络作用的认知等。

自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政治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中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各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上升，并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欧洲、美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局。从未来5—10年走向来看，国际政治将继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态势，但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将显著加剧。

中美之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十年的“新常态”。对中国经济来说，真正的风险是被隔绝于世界之外。中国应当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基于对等原则向外国企业提供国民待遇，继续向国际贸易和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开放经济。这有助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变得更加高效，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第二次朝美峰会后，双方尽管还公开声称“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但各自的立场却毫无变化。美国仍然维持对朝制裁，“极限施压”丝毫不减。而朝鲜在4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第十四届一次会议上明确了加强团结、自力更生的政策，对美则警告“如果美国仍执着于现在的政治计算方法，解决问题的前景就会变得暗淡而危险”，言外之意，朝鲜亦不会做出大妥协。由此看来，朝美已进入新一轮的胶着状态，一个新的“战略僵持期”已经开启，半岛局势随时可能一切复归原点。

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双边合作对于两国来说都是重要和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和有巨大潜力的，但是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无条件、自然生成的，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为了行稳致远，基本的思路应该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

在双边贸易谈判未果之后中美关系如此“失控”的表现，一方面既说明经贸关系对于中美关系压舱石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即使中美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如此广泛——每年有超过6000亿美元的贸易规模——似乎也都难以压制中美之间的其它矛盾和分歧。从目前的情况看，也许已经到了要系统性的审视中美双边关系并考虑战略性的应对方案的时候了。

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管理网络信息，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挑战。网络信息无论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还是对管理者所带来的挑战，都是前所未闻的。为此，世界上多个国家针对互联网信息几乎同时进行着新一波的立法。

4月30日《华盛顿观察周刊》一篇关于美国国务院正着手制定遏制中国战略的报道引发美政策界的广泛讨论。如果该条新闻线索属真，这将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再次针对潜在竞争对手专题制定遏制战略，并被冠以与上世纪50年代初“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研拟的“X报告”一样的称谓，或许标志着对华遏制战略从理念走向理论。

美国加征的关税，虽然伤及外国出口商，但更多是对美国家庭和企业造成伤害。首先，加征的关税基本完全传导至美国进口商的进口价格，从而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出口商利润本就很微薄，难以降低出口定价来分担关税负担。其次，关税也额外导致美国家庭承受进一步福利损失。我们保守估计，5月开始美国家庭和企业承担的代价将达到68亿美元每月；相当于每个家庭年收入减少662美元。

中美应积极寻找一种能够将经贸纠纷与安全分离开的谈判方式，从而缓解这种消极影响。不止如此，中美还应和其他大国一起，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全方位合作。尽管“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能，但也不是不可避免，中美双方应通过积极的交流与合作来避免陷入。总之，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当今世界,中美应通过共同合作来改善两国关系，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