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罗布·塔尔伯特
布鲁金斯学会前总裁
2019年2月2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启动退出《中导条约》（INF）的程序，暂停履约180天，之后退出该条约。随着美国决意退出，《中导条约》将于8月2日失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系统地削弱了针对硬实力的限制，美国并未从退出《中导条约》中获得战略优势；相反，放弃军控损害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外交传统以及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道格拉斯•欧文
经济史学家,美国达特茅斯学院John French经济学讲席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译者:余江
刁琳琳
陆殷莉
在寻求解决贸易压力的过程中，美国国会试图把重点放在外国“不公平”贸易政策上，从而将一些压力转移给其他国家。而从《广场协议》到新的301条款政策，1985年9月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巨大转变。这些政策有效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贬值帮助减少了贸易逆差并缓解了保护主义压力。301条款在打开国外市场方面“似乎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工具”。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著有《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面向2020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
二战结束后，多边国际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众多发展中国家至少名义上被平等地纳入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也建立了多边协商的国际规则治理，各领域的规则制度日益细化。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推进。然而，最近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放缓，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内在缺陷开始暴露，这集中体现为单向性和不包容性这两个方面。伴随传统“中心-外围”秩序的结构性渐变，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既是一种国际治理体系的原则，也代表了东方哲学对当代世界的理解，提供了应对逆经济全球化的新思路。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近年来，我们看到多种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贸易、投资新规制多轨并进，并已取得诸多现实成果。较之以往的国际贸易及投资协定，这些新的规制确定了更高的标准。一方面，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环境、知识产权、劳工等标准显著提高。在新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制多轨并进的形势下，中国应该放眼长远、直面挑战，全方位融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潮。
潘亚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应对霸权衰落可有三种战略选择，即预防性抵抗战略、衰落管理战略、和平禅让战略。一方面，考虑到中国作为潜在挑战者的可能性极大，美国不太可能选择和平禅让战略；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衰落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美国没有必要做非此即彼的简单战略抉择。因此，美国更为合理的战略选择应是确立一个战略区间，其最高目标是通过先发制人手段维持美国霸权，最低目标是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寻求体面衰落，并静待时机重振霸权。这也暗示了中国应有的和可有的战略应对思路。
陈定定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国际公众舆论等,译著有《国家为何而战》《拜占庭帝国大战略》 等
康晓蒙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贺凯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有三个理由：（1）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将降低中美两国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2）国际秩序的“复杂制度化”建设将降低崛起国，即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程度；（3）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主要体现在相互的“制度制衡”，而非军事对抗。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
在国际关系中的敌友关系的转换，是从古以来就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纷争，还是欧洲早期历史上城邦国家的竞争，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都是屡见不鲜。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架构，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就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在这里以中美日亚太三雄为案例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关系中哪些因素和变量造成了敌友关系的转换。
何晓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2年安倍上台以来,日本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变化,主要是日本社会保守化、安倍政治路线右倾化,政党体制演变为自民党一党独大,安倍首相官邸控制自民党和官僚,官邸主导人事和政策决定权。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建立在日本独特的政治生态中,包括自民党得以取得强大地位的日本社会结构,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政治,在利益集团支持下,自民党连续取得选举胜利。我国也需要调整对日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变化，适时改变对日政策。
杨希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朝鲜核问题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发酵，成为牵动半岛局势以及朝美关系起伏变化的关键变量。研发并拥有核武器，是朝鲜最高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做出的战略决策。在朝鲜半岛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代的特殊背景下，朝鲜对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开发，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进入第四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阶段。2018 年以来朝鲜重新启动无核化进程，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其国家战略中心的重大调整而做出的新时期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