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贸易协定的重新洗牌能否迁移美国贸易传统的3R周期，颠覆互惠贸易协定框架？左支右绌或许有之，但回顾二百年美国贸易政策历史，比当下严重的危机冲击，也没有改变长周期稳定的地理经济格局，贸易塑造了世界的现状，而真正改变贸易架构，恐怕要期待的不是一个颟顸的总统，而是一场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新技术革命。

美东时间2019年9月1日，3000亿美元部分清单就开始正式加征关税了。在接下来的10月1日，2500亿美元关税也将提升至30%。美国关税攻势如此迅猛，对中国经济和出口有多大影响？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方对美的出牌策略。

特殊和差别待遇鼓励了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融入全球经济，并放弃了一部分深化南南经济合作的努力，是多边贸易体制能够在过去70年中真正扩展到全球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前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发展中成员地位的“自我认定”方法的要义不是以发展之名侵蚀多边贸易体制，而是使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时有权利根据本国国情保留必要政策空间、推动以结构转型为基础的可持续增长，其存在有充分合理性，不应被轻易否定。面对变化中的国际经济环境，世贸组织有必要通过改革提高有效性和相关性，但改革应该以有利于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而非相反。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诱因主要包括: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力明显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边缘化中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空间。着眼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应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倒逼国内改革，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供应链产生的冲击，加快完善外资管理体制，加快外贸领域结构调整。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人们的关注焦点往往放在当今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然而，从长远来看，更大的气候风险和减排机遇在于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120多个国家。能否为这些国家铺设一条低碳发展道路，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能结合国际社会的政策、金融、专业和技术资源，同时支持低碳发展，该倡议将为全球减碳行动创造重要机遇。

我们借鉴制度制衡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提出“领导权转移”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全球治理中不同国家进行政策选择的动态原因，并以亚投行作为案例进行考察。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制衡战略，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以便在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争夺影响力和利益。在全球治理“领导权转移”的过程中，国家具有领导者、挑战者和追随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定位，这些角色定位会塑造国家对于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政策选择。

随着科技发展，随着各国太空行为能力的不断增强和太空利益的不断增加，对太空进行更多的利用、包括军事利用恐怕将成为人类发展史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各国必须加强研讨与交流，并尽快制定太空法规，以防止因战略误判和失序而导致的人类安全风险。一个有管理、沟通良好的太空运用，不仅能有效降低人类安全风险，还可能产生其他的安全收益。

8月2日，美国以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为借口正式退出《中导条约》，从而使这一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基石之一的条约失效。此后不久，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表示美国希望“尽早”在亚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在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围绕经贸、台湾、南海等问题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此举预示着包括中程导弹在内的弹道导弹正在成为中美在防务安全和军控领域战略博弈的一个新焦点。

长期以来，相较于欧盟及北美一体化趋势而言，东亚区域一体化进展及效果并不显著，但由于各国采取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政策措施，尤其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代表，使该地区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生产加工的中心。然而，受英国脱欧、“特朗普冲击”等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全球价值链面临着严峻挑战。对此，作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双核心”，且在经济上形成紧密关联、互惠共赢的中日两国，其未来合作将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

苏联解体以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方向。在两国领导人推动下，中俄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两国摒弃了非结盟即对抗的冷战思维，体现了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这不仅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对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