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医疗市场化与政府增加医疗公共开支，健全医疗保险，为人民购买医疗服务并不矛盾。医疗行业的市场竞争，反而能提高公共开支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之处在于消费者具有更大的选择权，而消费者的选择正是市场的基石。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著有《分工与交易》等
所以我的看法是，在这方面的监管只要监管到金融产品就行了，你不要推出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其它是不需要监管的。目前来看实际上我国网络金融没有走到这个程度，如果走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可能要提出一些监管。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在美国出现，是因为华尔街想赚钱，它又很有实力，所以让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监管不利。
方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凯恩斯经济学只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却忽视了对相对价格、经济主体行为和总供给的影响，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恰恰是供给方面的因素。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采取各种手段提高总供给，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减税。
黄海洲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
简单在“一行三会”上面“盖个帽子”的模式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有必要在组织架构方面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调整。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要注重责任、权益及工具相匹配。央行离金融市场很近，有最后贷款人工具，可以作为最后贷款人，同时就要赋予其相应的监管权力。
李晓鹏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和商业银行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债转股作为一种以快速激活存量资源推动改革与发展的技术路径，在世纪之交的银企改革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债转股对经济发展的功劳仍不可忽视，重启债转股势在必行。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在银行间市场推出绿色金融债券。“这标志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马骏表示，“过去绿色投融资渠道单一，主要是绿色信贷，今后，绿色债券市场或将逐渐成为绿色产业融资主渠道”。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著有《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等
崛起到今天，中国更没有必要在意一些小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构不成对中国的致命威胁。举个比喻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大河上的一条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随意改变方向；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不可能行驶了，搞不好会弄翻小船。中国这条大船应当稳步前行，让其它小船来逐渐向自己调适。
董希淼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日前，四川省成都某法院一份关于信用卡滞纳金的民事判决书引发热议。在判决书中，该法院一位代理审判员引用了宪法条文，否决了中国银行某支行主张的信用卡滞纳金。而此前绝大多数法院的判例，对信用卡滞纳金都予以支持。滞纳金作为一个术语，最初是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罚的一种类型，但是在实践中并不限于行政法领域。
黎旺明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项目主管
随着我国在核电技术领域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电作为一种安全可靠的清洁能源，必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外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由于核电投资对资金的需求极大，可以借助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手段，进一步推动中国核电产业的安全稳健发展。
罗来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提升产业结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着眼于解决当前难题，又着眼于培育未来竞争力的改革事项。该项改革既要解决产业结构落后和层级低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发展高端产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中存在的最大短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
随着国际资源系统受到的压力日益增大、各国联系的紧密程度不断加深以及新参与者的出现，加强和调整全球资源治理应成为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一些关键领域，为避免出现不可防范的风险，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
闫晓丽
赛迪智库网络空间研究所专家
政府网络安全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近两年来，美国通过修订《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制定《联邦政府网络安全战略和实施计划》、推出《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等，确立了一系列加强政府网络安全的新举措，包括确定并优先保护高价值资产、提高及时发现和快速响应能力等，对我国具有诸多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课题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日本和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制订并出台了“再制造业化”战略，这既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也是对过去多年实行的产业服务化、金融化思潮的重大调整，是试图改变“产业空洞化”的长期战略。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战略究竟将对全球制造业分工产生什么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TPP还面临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已连续十年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接近一半，而没有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参与，TPP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么？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著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等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石之一，即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最终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是一条贯穿土地改革的主线索，围绕这个线索，土地改革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市场化、收益分配、分类处置。
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海权战略、国际安全及美国外交,著有《中国海权策》等
“一带一路”的海上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涉华海洋争端、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三大问题，2015年，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发酵或激化，对“一带一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不过也都还在可控的范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