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邓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欧亚地区国际关系、中亚历史与现状、突厥语言文化,著有《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研究》等
乌克兰危机牵动着外高加索地区，加速了地区内部的分化演变。俄罗斯与美国、欧盟在外高地区激烈争夺，各有所得，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中东“伊斯兰国”崛起、伊朗核协议签署、土俄关系恶化等相互交织，也对地区局势产生微妙影响。外高地区未来发展决定于内外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机遇和挑战并存。
刘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代所长,研究领域:中美关系、美国内政与外交、国际军控与防扩散
美国亚太同盟呈现出向“软同盟”拓展、向“影子同盟”衍生和向“分权”趋势发展等特点。美国强化同盟关系的新做法，加大了地区国家间战略消耗，但能否达到其预期目标还受东盟平衡政策等因素制约。面对新形势，中国需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以“两手对两手”，妥善应对美国亚太同盟关系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步少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欧盟一体化、欧俄关系
近年来，中欧“次区域合作”日益成为中欧合作的新支柱。开展“次区域合作”是由欧洲发展的次区域化趋势、中国深化对欧战略认知及中欧各自发展特点等因素所推动的。中国—北欧国家合作、中国—南欧国家合作或将成为中欧“次区域合作”下一步推进的方向。
苏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旨在建成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五大战略方向以六个经济走廊和若干海上支点作支撑，“五通”通过八个具体合作领域实施，已获重要先期成果。此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还有待规避多重风险与挑战，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胡雯
瞭望智库产业并购观察员
周彧
瞭望智库产业并购观察员
海外并购的升温是国内外多方因素合力的结果。从国内来看，中国企业需要国外的能源、资源，也需要向国际先进对手学习技术和经验，并通过海外并购来实现全球扩张；从国际上来看，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让国外企业认识到与中方合作的商业和战略价值。
罗思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观察者网特约作者、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
如果政府需要实施反衰退措施，中国可利用庞大的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国有企业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让政府有能力设定总体投资水平，因此也让中国有办法阻止或扭转在西方发生的投资下降现象。中国不会遭遇硬着陆，即投资崩溃，因为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
马海云
美国马里兰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中东三国之行两提郑和，在中国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引起热议。郑和、亚欧大博弈和明代的海上交流或许可以启发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或倡议更精确地定义为“重返西洋”。
吴晓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著有《新一轮改革中的中国》等
债转股是市场化、法制化去杠杆的工具之一，但一定要切实贯彻市场化原则，即充分尊重债权人、投资人（股东）的自主意愿，切忌拉郎配和指标分配。用好了这一市场工具可以换来一个健康的发展机制，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用不好会成为逃废债的盛宴，寻租设租的新工具！
陈绍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都在实施不同程度的“对冲”，热衷于在大国之间游走；但即便是那些希望美国加强区域存在以对冲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也担忧中美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将加剧它们的安全困境。
赵明昊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中国面对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在日益复杂严峻的内外挑战之下仍能坚持和平发展，如何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真正接受一个快速崛起、和平发展的中国，如何确保中国梦的实现不因外部危机、冲突甚至战争而前功尽弃、半途夭折。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院长,研究领域: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宪法、审判制度、法律职业,著有《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等
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可以一言九鼎，导致资本不得不与权力交错和融合，结果在互相利用之余造成了“权力资本”这一特色现象。人情社会的关系网，还使权力资本的触角伸展得更快、更广，从而加快了腐败的蔓延。腐败向整个社会四处渗透，造成了顶端坍塌、基层溃败的恶劣后果。
颜德如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当代中国政治与政治思想、民族政治学等,著有《梁启超、严复与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等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场域发生着重要变化：从表象而言，出现乡村的边缘化、荒芜、空心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为此，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将新时期的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
魏革军
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
货币政策过度使用由来已久，但诸多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把货币政策作为应对经济困境的“重型武器”却是前所未有。日本、美国、欧盟如此，不少经济体亦如此。因此，一些有识之士近期接连发出警告，应当谨慎运用货币政策，以防止政策手段枯竭和潜在风险。
文扬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这样来看，从这几大宗教再到几大主义，如果对应到美国秩序，可以说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理想的世界秩序。而“一带一路”，我把它定义为“基于发展主义的，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我们是以发展为主题，中国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对于发展主义的一种很深刻的理解，也有了关于发展主义非常成功的实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兴衰的人力资本研究”课题组
国家发展中缺乏的人才，可以通过引进人才缓解不足满足国家急需，尤其在当代全球化时代更是需要全球化人力资本战略，大力引进技术与人才，力争各国人才能为我所用。同时，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还要防止国家人才外流，维护我国人才安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兴衰的人力资本研究”课题组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在德国、美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的赶超竞争下逐步衰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终于彻底丧失了全球性大国的地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