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转型的确在发生，不过，没有任何理由对迄今为止的结构性调整的进展抱轻松态度。实际上，结构转型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不仅如此，另一些方面的结构转型，可能是人们不想看到的，正在对中国的经济形态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
黎秋
台湾政治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翻译:刘亦淇
当世界都在关注南海人造岛屿的军事化以及南海仲裁案时，另一个重要战略水域的安全问题需要得到关注。横跨六个国家的湄公河水域的安全正引来越来越多的争议。尽管湄公河问题的国际关注度和全球影响力较低，但该区域将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
何珊君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哈佛大学亚州中心访问学者
只有真实地了解受害者的苦难,建立沟通协商的对话机制;把法律与制度真正执行到位,落到实处;尽可能地动员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让各方公平畅通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与其他利益受损者能够运用法律来充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能消除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猜忌,才能更好地树立政府与法律的权威,最终实现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
贺军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及政策、公共政策、产业等
作为大国，中国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有文化内容的创造和繁荣，作为先决条件，中国需要加大文化领域的开放度，给文化内容的创新以更大的自由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很简单，文化的繁荣源于思想的繁荣和解放。
邓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资产建设与社会发展、儿童福利与社会工作
我国以家庭补偿取向的儿童福利政策发挥了基础性的儿童保障功能,但并未能有效地回应儿童照顾体制变迁的问题。当前迫切需要以社会照顾为基础重构儿童福利的规范和政策框架,包括对儿童照顾权利的制度承认、困境儿童照顾体系的系统化和专业化、推动完善工作-家庭平衡的政策以及建立整合性的儿童津贴政策等。
陈永伟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
纵观三十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史，不难看到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契约理论事实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最初有关官员和学者在不自觉中应用了激励理论来推进放权让利和承包制，到后来学者们自觉利用产权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指导改革，这一切都完美诠释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完美融合。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得到了最终胜利，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李克军
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担任县长、书记7年,著有《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但消极腐败、公平缺失等问题也很突出。遏制扶贫开发领域的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多管齐下，把严查严管与深化改革、推进基层治理转型紧密结合起来。
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生态红线保障了国土空间基本的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障。国土空间生态红线的实质是维护最低限度的生态安全格局，也就是维护生态系统服务最基本和最关键的土地和空间格局。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研究领域: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
“邻避”问题的化解，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体现；需要事前预防、事中应对和善后，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转型经济、中国经济改革
我们如果能建立起上述几项常识，再回过头来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发现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在忽视和否定常识，用经不起推敲的假设和逻辑代替常识；在政府热心倡导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最重要的宏观问题，也就是长期增长，转移到经济的短期稳定，将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的规划。
鲁白
《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研究领域:神经发育与突触可塑性
日本科学家获诺奖，不仅增强了国民自信心和在世界的地位，也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学习日本的经验，研讨日本的一些做法，可能会给中国的科教兴国带来一些借鉴。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城市问题研究论坛发起人
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障碍并不是流动人口存在什么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以及不是城市人口增长和公共管理应对存在困难。户籍制度的改革困难的真实原因是地方性的财政体制下的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以及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移民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利益博弈，以及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博弈整体机制“失灵”，从而不能够形成对改革的共同行动。
潘文轩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后
在确定了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求一条能够成功实现该目标的合理路径。而要寻找到这样一条路径，深入理解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科学把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实现条件是前提。
唐亚林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破除“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部门利益梗阻现象”，需要重新回到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方法论上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破解部门利益梗阻，从系统化的顶层设计视角，理应建构包括有权威有使命感有担当的顶层设计师队伍、有战略有目标有绩效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有试点有配套有时间节点的顶层设计路线图、有公开有参与有监督的顶层设计参与文化四大发展方略。在此基础上，还应从制度体系与方法论上直面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三大元问题的挑战与应对。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
农民工阶层未来政治权利诉求的指向，一方面是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制度平等正义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与分配正义问题，这种变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紧密相关。中国农民工阶层是一个历史现象，其未来发展走向或成为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力量，或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力量。这取决于能否赋予农民工阶层以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以及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与制度化。
马风书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民族问题是关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而国民倾向于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还是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认同，则是决定民族关系走向的重要情感心理因素。因此，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认同，弱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是多民族国家应努力的方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