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J.Bradford DeLong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
上个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曾先后4次陷入以长期失业率为特征的经济萧条之中：这些萧条分别爆发在1930年代的美国，1930年代实现工业化后的西欧，1980年代再次在西欧爆发，最后则是1990年代的日本。而其中较近的两次经济萧条都对此后的经济产生了漫长且深远的影响。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在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的温州，开展某些金融探索是必要的，但《方案》并不意味着温州的金融改革试验就此踏上铺满鲜花的坦途。任何试验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有些试验未必能够达成试验者所期望的目的，甚至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我们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马光远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温州目前的现状，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缩影，背后折射的问题仍然是改革层面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还是由于金融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在滋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累积着风险，所以对于温州的金融改革不仅温州关注，全国人民也在关注，全国的中小企业和全国的民间资本都在关注。
Arthur Kroeber
布鲁金斯清华大学中心客座研究员
面对挑战，中国需要在金融业进行一套有效而广泛的改革，财政政策、价格因素、受到政府操控的市场结构、土地和能源等都是改革的对象。这篇文章旨在说明金融业改革是解决以上三项结构性挑战最好的和最直接的方法。
王远鸿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变化的敏感期，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国内通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一些潜在风险正在逐步显现。我们短期内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加强各类风险研究，提早制定应对预案，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王立强
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如果“三个峰值”都依稀可见，政府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股市、房市和汇率的峰值此起彼伏，交替升降，力避“三个峰值”同时出现，在时机上有效错开国际资本套现离场的时间。这样，巨额民族财富短时间内流失的现象即剧烈金融震荡就可以避免。
Michael Boskin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希腊债务协议的达成和欧洲央行贷款计划的实施大幅减少了传染性主权债去大爆发和欧洲央行大批倒闭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把目光朝前看。欧盟、欧元区以及债务沉重的欧元区成员国将何去何从?欧洲能够成功地减少其福利国家最大的国度支出项，同时又不引起经济灾难、颠覆政府的社会动荡并且（在外围国家）不影响弱不禁风的债权人协议。
周小兵
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东南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方面加大了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方面将其市场方向较大幅度地向亚洲地区调整，基本达到了恢复增长的目的。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关系的重构中，已具有引导区域结构发展方向的能力。
迈克尔·佩蒂斯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正在放慢脚步。在10多年来每年增长超过10%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两位数增长的美梦已经结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就向中国领导层表达出了这种意思。因此很多分析师得出结论：中国需要放松货币政策。他们错了。
井村喜代子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
正当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力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尚无明显起色之际，欧债危机又令欧元区难以招架。面对这场复杂而深刻的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从多角度给出了深入的解说，其中以正统派的代表人物、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井村喜代子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和“金融的变质”引发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们需要对每个行业改革后带来的好处进行测算，扎实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既得利益一个退出的机制，让他们不反对改革，要改革他们，不给他们足够的激励包括补偿，根本改不动。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它的幕后推手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们既没有深刻认识到货币泛滥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深远影响，当然更没有找到妥善应对之策。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麻烦之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躲开这个麻烦。
Alfred Gusenbauer
奥地利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席
我主张建设一个能直面无情变化所带来挑战的强大的欧洲。我们需要在欧洲国家、几代人和社会各阶层之间订立新的契约，而这就意味着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必须告别民族利己主义、既得利益、肮脏的花招和想当然的确定性。如果欧洲希望保住现有的地位，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
Gita Gopinath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除了推行汇率贬值以外，还存在其他解决南欧短期竞争力问题的简单财政方案。可以肯定的是，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必须将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伴随着债务重组，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资金流动性支持及非常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些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可以在欧元区不解体，并且不会导致紧缩引起的严重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国家踏上正轨。
Stephen S. Roach
耶鲁大学讲师
但没有国家——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集团——能通过贬值的方式来重获繁荣。因此亚洲的结构型教训对发达国家也是同样有益的。事实上，德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比欧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放松管制。同样一剂药方或许也能在欧洲其他国家身上生效——更别提正面临着严重竞争力危机的美国了。
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员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3.8万家的小微型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大面积小微型企业的倒闭、关停的情况，目前民间借贷资本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说明“民间借贷危机”是局部的、暂时的危机。但是因为民间资本发展问题与中小企业融资相互纠缠，及其反映出的体制性痼疾应引起警惕与深思，以避免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冲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