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肖志国
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学院副教授
WTO的正常运转，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很重要。中国加入WTO已经12年，“入世红利”逐渐消退，后WTO时代中国外贸面临新的挑战。中国推进服务贸易的升级已势在必行，而这样的动力显然不大可能来自于WTO。
李立国
民政部部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民主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变化的环境具有相当强的适应力，中国在2000年前后处于“低福利”状态，主要是因为其政策思路一度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如果今天仍有人一口咬定中国是“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负福利”国家，那就是无的放矢了。
高虎城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关键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陈晨晨
《环球时报》记者
随着中国建设自己的海上军事力量，南海行为准则问题缓慢推进。中国和它的邻国应该携手合作，去确保可持续性的捕捞。你需要把专家们聚到一起，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找出成熟可行的机制去保证双方都从可持续性捕捞中获利。
黄永宏
新加坡国防部长
翻译:叶琦保
当国家取得发展时，政府与人民感到自豪并维护国家认同感与主权，是自然与适当的。这是合理的权利。然而，强烈和没有商量余地的坚持，却可以加剧紧张的氛围并造成冲突。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中国经济增长过快，资源和环境都难承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太快，却容易翻车，何况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路况还不太好。所以我们保持7%~8%的增长率是符合实际的。
任东明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
新一轮的能源革命需要充分利用知识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成果作为支撑。从能源发展趋势看，新一轮的能源革命将通过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为主要标志，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以高效化、清洁化、低碳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能源时代。
艾伦•麦克法兰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英国科学院与欧洲科学院院士、皇家人类学会(RAI
誉副会长及皇家历史学会研究员
刘芳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我相信当你年老，中国就已拥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有许多版本的融合理论都说东西方最终会趋同，另一些完全的分流观点说我们走在平行线上，还有人持部分融合的观点，就如我所信奉的孔子中庸之道。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世界经济论坛未来政府全球日程委员会主席
世界领袖还没有指出，如何让人人平等的道德结论与所有国家并不平等这一简单事实协调起来。能解决安全、福利、自由和身份等根本问题的治理制度，需要小到可以有效运转的联盟，以及做出决定可以为未得到代表的群体做些什么。
文辉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规划部主任
以往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来实现，今后城市规模扩大，主要通过存量建设用地的调整，利用旧城改造调整城市内部的国有用地和集体用地的用途，提高容积率和密度，增加人口与就业机会。
伊万·克拉斯特夫
保加利亚政治学者、索菲亚自由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翻译:吴万伟
外人需要明白筹码在后苏联空间里最近已经变得多么高了，两个针锋相对的融合计划注定要发生冲突。乌克兰现在只剩下三个选择：与欧盟签署协议；加入普京的欧亚联盟；或者陷入破产崩溃的境地。
陆南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俄罗斯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虽进行了多次改革，但仍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另外，在面临人口持续老龄化趋势压力的同时国家负担日益加重，使养老保障体系赤字运行，靠财政补贴难以维系。
罗伯特·鲁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曾任克林顿政府时期财政部长
编译:王铮
一个更为明智的对话框架将会改善两国政策，并会将经济交流转变为两国关系的建设性力量。框架要建立在两个指导原则之上：其一，两国都要着眼于各自长期的经济利益；其二，两国都要采取明智行动，确保自身经济利益符合两国最佳利益。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尽管《决定》的基本信息令人振奋，但改革目标清单算不上对破坏中国发展的矛盾的战略分析，更不用说应对这些矛盾的行动计划了。事实上，对中国的新领导层来说，成功完成三中全会只是通往更稳定繁荣的未来的长征的第一步。
阿肖卡·莫迪
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和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政策访问教授、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祈愿有更多的公共投资，它可以防止“长期停滞”。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以及中国应共同采取行动和提供帮助。否则，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可能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在这种情况下，2014年将同样会以低增长告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