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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葛守昆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核心的问题是要明确中国经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增长?必须搞清楚影响和决定经济增长的本原性问题,然后才能据此科学评估时下的增长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矛盾。

马克·格罗斯曼

科恩集团副总裁、耶鲁大学约翰逊美国外交研究中心基辛格高级研究员

达恩·法塔

科恩集团副董事长、2005-2008年出任主管欧洲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翻译:姚远

美国和欧盟的高级代表正在基辅寻求结束进一步的暴力对抗,甚或让亚努科维奇改弦更张回到欧盟怀抱,这当然是喜讯。但他们也该考虑考虑某些长远的战略行动,这些行动将明确致力于赋予乌克兰选择敌友、拥护西方价值的权利。

戴相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国际金融论坛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一些机构和媒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热捧”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人民币国际化就要挑战美元地位,实际并非如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迫切需要,是现行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倒逼的结果。

托马斯·班科夫

美国乔治城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主任、及外交学院与政府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世界政治中的宗教及伦理问题

未来美国可否在多边合作基础上建立有效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领导人能否成功地使公民宗教适应全球政策新挑战,描绘出美国与他国共导而非独导世界的图景。

Pranab Bardha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研究范围包括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发展政策及贫穷国家的农村治理问题等

细致的特定领域研究能发掘地方性或有限领域内的成功故事,但这些故事可能会淹没在全球性普适叙事中。巴丹敦促学者们警惕全球性的概说、偏见和片面的论辩,它们没有考虑艰难的权衡和多元的地方利益冲突,而这些常常是贫困与其他全球挑战的潜在背景。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中日的经贸关系仍然会发展,但中日的政治和战略关系会变得相对独立。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互相依赖的次体系,可能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趋势。这样可以从制度层面来保障东亚的和平和安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的现代化都会是正面的发展。

Louise Bennetts

加图研究所金融监管研究副主任

翻译:张鸿杨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在我们正试图避免创建更多的被美国纳税人所承保的大型金融机构时,将更多的公司标识为“具有系统性”是愚蠢的——系统性是指太大而不能倒闭。尤其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公司的运营可能会对金融系统造成广泛影响的可能性。

Anders Aslund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翻译:晁博楠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由于克鲁格曼代表了美国经济评论的主流,享有声望有影响力,事后分析他对于欧洲金融危机的立场是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奇怪而有错的预测,每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以克鲁格曼为主要代表的对财政政策的无用思考。

张琦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

王颖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师

本次课题组的考察研究认为,韩国首都圈垃圾填埋管理公社探索出了一条以绿色理念为指导进行填埋工程、以垃圾能源化和填埋场环境生态人文化为特色进行低碳绿色处理和垃圾利用的成功道路。这样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让·皮埃尔·莱曼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名誉教授、香港大学和NIIT大学客座教授、依云集团创始人

翻译:刘红雪

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谈判中达成协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值得庆贺。全球贸易规则需要改革,莱曼敦促世界“抓住机遇,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化环境。”

李志宏

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调研处处长

综合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和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条件,顶层设计的基本模式应当是“基本国策+中长期规划+基本制度+老龄工作体制”。抓好这4个方面的顶层设计,也就抓住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

保罗·克鲁格曼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翻译:土土、王湛

如果你跟那些看涨黄金的人聊一聊,他们会告诉你,纸币是政府发行的,不能指望政府不会令货币贬值。但奇怪的是,尽管如此,货币贬值的情况却越来越少见。在对通胀失控的警告持续了多年之后,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如今明显不是太高,而是太低。

周先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金融、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离岸、在岸市场存在联动效应是极其正常的,为了应对联动效应给金融稳定和宏观调控带来的挑战,需要加强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我们需要积极推进改革,而不是被动的充当“救火队”。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是不是需要给这些市场的经营者提供补偿?一个足以影响近百万人口利益的决策,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政府主导的腾笼换鸟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成本问题。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乌干达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非洲著名思想家

汪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13年度“卢卡·帕西奥利奖”获得者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去应对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变化。同时,整个世界也正在从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寻找转变的迹象,去观察中国将谋求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除了在市场体系中获胜,除了成为商业投资和援助的主要力量,除了作为累积速动资产的场域,中国究竟要参与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呢?这才是最大的挑战。

戴维·多拉尔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全球经济和发展高级研究员

译:耿凌楠

如果一位父亲挣的钱比另一位父亲多100%,那平均下来他的孩子会比另一位父亲的孩子多挣多少?在丹麦,答案是15%;在美国,父亲收入较高,则孩子挣的钱也会多出47%。在中国,这一数字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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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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