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崔海宁
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
中国积极承担地区责任、发挥大国效应是逐步改善合作困局的关键之一。为此，中国应在强化对粮食问题战略认知的基础上，重点推进“10+1”和“10+3”粮食安全合作，同时加强对美国的沟通与协调。
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Kristin Forbes
MIT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
编译:黄杨荔
美联储提出的（资产购买规模）“削减”政策一直以来被视为近期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的起因。本文则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不确定性才是引发新兴市场动荡更重要的因素。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我们要研究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点。互联网金融需要有一个道德底线和风险底线，那就是保证资金持有人或委托人财产的安全。互联网金融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非法集资平台，不能沦落为庞氏骗局。
保罗·克鲁格曼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翻译:土土
我不会声称减少收入不平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那些最富有的人从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中获得的好处，是不及税率提高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的。但是，有一点相当清楚：对不平等现象采取措施是一件好事，不仅对穷人是这样，对中产阶级也是如此。
凯末尔•德尔维什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主任,前土耳其财长、世界银行副行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前景的讨论如今已经呈现两极化。悲观主义者们对美联储收缩长期资产购买规模所导致的私人资金恐慌性回流忧心不已，再担心所谓第二代和第三代结构改革的艰巨性以及在制造业以外实现“赶超性”增长的局限性。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三农中国》主编。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将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笔者认为，城市化必须服务于产业发展，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没有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单纯发展城市化将导致严重后果。
沈华清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系副教授
古人早就说过，凡事不可极端追求，当城镇化不断强化时，大干快上必然成风，难道让千篇一律的格子化建筑重现乡村，将乡村打扮成对城市效颦的东施？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三公”经费与收入分配联动改革问题研究课题组
周知秋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当前，社会各界对公务员收入改革所涉及的诸多问题高度关注。这一方面彰显出民众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高度的参与和关注热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利益群体日渐分化，与之相伴的是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冲击下的敏感而浮躁的社会心理。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饱受雾霾困扰。究其原因，与我国的城镇化模式、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环保意识等都有关系。治理雾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借鉴国际经验非常重要。
克劳德·巴菲尔德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企业研究所总统奖学金获得者、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顾问
编译:张叶
从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能够同时看出这个国家的外交、安全战略及其经济目标。美国无论是和单个国家还是和国家同盟签订贸易协定，都具有提升本国国家利益、增加美国企业和工人财富的战略意义。
梁强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的政治运行就一直极不稳定，政权十年三变，政府多次被总统解散或被议会废黜，议会选举也屡屡提前举行。无论是尤先科领导的右翼橙色联盟，还是亚努科维奇为代表的地区党左翼联合，执政期间都频繁发生各种政治危机。
华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侨学院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中国以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在是世界上排名在近百位的水平，已经开始消费世界上近一半的奢侈品。全球经验表明，贫富差距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能平稳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内部的剧烈冲突、社会动荡和经济折腾，这显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姚铃
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部副主任
总体来看，通过商签自贸协定，欧盟改革和完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努力已收到成效，特别是有关负面清单的做法很可能成为未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规则的发展方向。但是新规则的确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万宝瑞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增多。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农业发展趋势并积极应对，对于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约瑟夫•奈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软实力”理论之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在竭力权衡其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责任时，奥巴马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困境。跨国责任是程度问题；干预也有程度，从援助难民、武器援助到不同程度的使用武力。即使是在做出这些成熟的选择时，领袖也对其追随者负有审慎责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