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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柴麒敏

国家发改委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

李树憬

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一部信息统计处处长

市场与民众将有可能为城市治霾带来新的变革性的推动力。这样的大众参与本身即是一种绿色力量的教育和传播,将有可能带来乘数级的效果。尽快开启治霾的大众模式,让“微生态”成为社会新风尚。

李自然

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将地方债信用衍生品作为完善地方发债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市场化手段来推动,一方面可以建立市场化的违约风险的发现和分担机制,另一方面信用衍生产品价格可以作为一个市场化的评价官员政绩和债务责任的参考标准。

阎庆民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研究员

李建华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

中国影子银行因为自身的业务特点,可能集聚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影子银行对于金融体系是一把双刃剑,既帮助其更高效地运行,又积累了系统性风险,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霍夫鲍尔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雷金纳德·琼斯高级研究员

王中美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最新的研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CHUSTIA,即中美贸易投资协定。这一设想的协定将包括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我们认为可能比双边投资协定更能促成双方找到利益平衡点: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贸易利益,与对美国来说更关键的投资利益,都能兼顾。

赵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造成北京城市病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第二个原因,是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第三个原因,体制机制掣肘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最根本原因。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带来的结果是低效率。结果,就不能像美国这样通过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异。中国经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会出现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赵永升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欧洲所访问学者、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专栏作家

对深陷欧债危机、刚爬出“泥潭”的经济体而言,走出泥潭与稳步“上岸”,显然尚有“滩涂”或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要跨越。

杨保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着重点是立足于东盟及其成员国,密切的合作确实已经给各方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利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都是近邻,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可谓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兴衰相伴、同舟共济。

马丁•费尔德斯坦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名誉主席、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顾问、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尽管最近一些成员国表现出好转迹象,但欧元区经济仍然不尽如人意,预计今年总体GDP年增长率将略高于1%。德国的增长率也不到2%,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GDP则仍处于下降状态。增长率的萎靡不振让欧元区总体失业率保持在12%的高水平上。

丹尼·罗德里克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

合理政策的细节需视本地的限制和机会而定。但每个政府都需要扪心自问,是否做了足够的努力,来支持最有能力吸收经济其他部分劳动力的现代部门的产能扩张。

索洛莫•本•阿米

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以色列前外交部长、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一书

历史学家厄尼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梦想着一个取代民族国家的欧罗巴联邦(European Confederation)时,他未曾预见到微型国家和准国家所带来的挑战。

克劳斯·施瓦布

日内瓦大学商业政策学教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局势、环境以及科技面临不断变化的条件的约束,这些条件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互相强化和转化。在这样一个不可预测又相互联系的环境中,有效领导必须建立在不同凡响的远见、多方位的技能和对科技和人才的理解之上。

纳日碧力戈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

“民族问题”要做“非问题处理”,努力探索第三条道路:从政治文明出发,解决理念问题;从文化相对论出发,解决现实问题;从重叠共识出发,解决国家的认同问题。

王联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世界民族问题、民族主义理论、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目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以巴基斯坦为中心的南亚地区政治,特别是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民族关系

在因应处理敏感的民族宗教问题时,更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分子的挑拨离间和外力操控中。“打铁还得自身硬”,只有发展经济、确保民生,政治才能稳步推进,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何传启

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走质量与规模并重、经济与环境双赢、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路,要求提高城市生产力和城市贡献比,建设绿色智慧城市和发达宜居城市,为全国人民提供好工作、好生活、好机会和好环境。

毛大庆

万科集团副总裁

对于有些城市来说,这一轮房地产非政策性调控的萧条,有可能会带来这个城市房地产长时间处在难以反弹的局面,有可能长时间就会这样一直下去,如果这个城市长时间没有人口的导入,经济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几乎看不见这个城市凭什么房价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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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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