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萍 谢保嵩 雷进贤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调查统计处
文章阐述了IMF所倡导的资本流入管理框架的内容和实施规则，并将该框架进一步扩展至对资本流出风险的控制，最终初步构建了适合我国的资本流动管理综合框架，为我国防范和化解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提供了一个具备较强针对性的应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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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是美国国防部属下的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研发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新科技。成立于1958年，当时的名称是“高等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ARPA），1972年3月改名为DARPA，但在1993年2月改回原名ARPA，至1996年3月再次改名为DARPA。其总部位于佛吉尼亚州阿灵顿县。
河东哲夫
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著有《架设通往俄罗斯的桥梁——莫斯科广报与文化交流备忘录》一书
围绕乌克兰局势美俄对立持续升级之际，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对安倍政权下一直谋求强化日俄关系的日本来说应该如何应对？请看对苏联事务有着资深经验的外交官河东哲夫的解读。
李世默
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及中欧出版集团副董事长、美国阿斯本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顾问、伯克利加州大学艺术博物馆董事
这个时代需要双方相向而行。中共需要进一步开放，学术界需要更多严肃学者的投入。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并不需要太久，经历了前两个代际流派之后，在第三代学者手中，我们就有望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贡献给世界的政治治理研究。
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在过去30多年间，我国在反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公认，全球深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体现在中国深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上，这无疑是中国发展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重大现实问题。
山姆.吉尔
环境网站《中外对话》执行编辑
编译:凯露
FT中文网
由于中国决策的隐秘性以及缺少公众参与机制导致社会公信力下降，因此更有可能发生抗议。但这不意味着在欧洲公众永远相信政府的计划决策。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只简单得遵从法律就足够了。
胡颖廉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表明，食品安全不能仅仅依靠监管，必须激发社会活力和市场效率。只有让食品生产经营者回归到道德本色和守法本分，调动全社会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吴玉韶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
总体来看，我国老龄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存在着总量不足、研发不够、结构失衡、监管缺失、人才匮乏等问题。老龄产业要真正成为朝阳产业，需要政府、市场等方面的共同努力，两者各就其位，互为补充，形成合力。
阿什卡•莫迪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国际经济政策客座教授、曾任德国和爱尔兰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代表
IMF的致歉是错误的，原因有二。对学术证据嗤之以鼻永远不是好主意，但对于一个严重依赖技术能力和中立性信誉的机构来说尤其危险。如果IMF的经济学学得好一点，又怎么会为其政策建议辩护呢？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兼任政治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作为社会平等化大势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民主的本意还是人民主权，是事关人民幸福的大事业，因此不但民主的形式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有实质民主即人民得到什么，人民是否满意。
谢静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能源环境安全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能源合作”已经成为美国外交策略的核心内容。从中期甚至更长时间来看，美国将会充分发挥“能源武器”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进行结盟以遏制俄罗斯及其盟友的发展，而这将给世界能源格局的走向带来深远影响。
小森阳一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
江洛生
《南风窗》特约记者
试图否认“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的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与第一次安倍政权时代一样，都在践踏1990年代以至2000年代近20年来形成的历史共识，应被视为以极为深刻的形式在重复同样的错误。
石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社会发展部
马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副部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我国创新要素日益向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本报告分析了我国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研究了创新投入和产出在空间布局和结构上的脱节现象；描绘了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情况。
中尾武彦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日本前财务官
杨燕青 严婷 周艾琳
《第一财经日报》
“亚行=金融+知识+杠杆效应”，金融是亚行立身之本，知识来自于亚行在多国的工作经验，杠杆效应则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同各方投资者一道扩大融资规模。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亚行的关注点。
冯玉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俄罗斯问题、欧亚事务、能源外交和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研究
俄美在对方对外议事日程中的重要性都在下降，两国相互关注度正在降低。与此同时，双方的战略力量对比加速失衡，但两国在政治、安全以及地缘政治领域的角力仍在激烈进行之中。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当今亚洲安全政治更需要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即亚洲国家乃是“命运共同体”，他们需要打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安全困境”枷锁，通过建立呈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安全合作以及政策协调机制，以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和争端。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