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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

统筹户籍制度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附着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限制,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是同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十分重要的前提。

秋风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张林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认为,设立县辖市,是解决新型城镇化问题最为合理、成本也最低的方案。我们希望立法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实施这一方案,让既有的事实性城镇助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张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

近年来,由于安倍政权等日本当局坚持走右翼路线,对华奉行强硬政策,中日关系发展陷入低谷。为制衡中国大陆,日本政府开始对大陆打“台湾牌”,积极拉拢台湾当局,运筹全方位提升日台关系。

李泽廷

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清华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诚然,中国反垄断执法初见成效,但冷静审视我国现实的反垄断执法体系,“三权(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三大执法机构)分立”及其执法不平衡推进、执法机构与相关机构职能关系等问题亟待立法和政府高层关注。

邓峰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冯禹丁

《南方周末》记者

我们通过法律赋予了国企的特殊性,比如垄断地位,前提条件应该是它是全民的,国企应该是国有公产而不是国有私产,国企改革应该站在全民和社会公益的角度去进行。有些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变成某些人分享垄断收益,变成了某种分肥。

王文奇

中国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因而一个国家保障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做法,很可能成为其他国家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国家内部一个派系与另一个派系看待国家安全的视角不同,不仅会造成彼此刀兵相见,大量个人惨遭杀戮或流亡,还会直接威胁国家安全。

约瑟夫·奈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软实力”理论之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由美国起草的《和平宪法》治理,其中的第9条禁止日本参与战争,也规定日本武装部队只能进行自卫。如今,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寻求立法,让日本重新解释宪法,纳入“集体自卫权”,使日本能够强化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其最紧密盟友美国的安全合作。

林采宜 吴齐华

国泰君安

中国式影子银行有着自身的特点,影子银行体系运行对金融市场交易机制依赖程度较低,信托、投资银行等非银机构在影子业务创新中所起的作用较弱。这是由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与完整性、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实行分业监管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总体判断,当前中国地方债务风险集中表现为流动性风险,但在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叠加局部性债务风险时,流动性风险亦不容忽视。存量债务可通过“长久期债务替换短久期债务”等债务重组来应对流动性风险。

黄剑辉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中国经济升级版”所规划的中期发展目标——经济协调发展、居民共同富裕,以及“中国梦”所期盼的长期发展目标——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相比,都存在多方面较大的差距,而这正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空间。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未来几年,改革如果不能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打破利益固化藩篱上取得突破,就有可能由于利益失衡的矛盾增大,从而大大减少改革的社会动力、合力,使改革难以推进。

汉斯•沃纳•辛恩

Ifo研究所主席、慕尼黑大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

意大利目前陷入了三次探底衰退。但这不是它自身造成的。是的,意大利经济的长期下滑反映出意大利领导人没能直面该国竞争力下降的局面,但这是欧洲的普遍问题。

张艳忠

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刘向丽

南京大学商学院

要真正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和金融风险快速集聚问题,必须紧紧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原则,正本清源,对症下药,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组合运用,从根源入手彻底解决问题。

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对享受“超国民待遇”的跨国企业,反垄断确实是一个“环境意外”,一种来自外界、策略计划外的突变。但这已是新常态。近十年,国际“环境稳定”不复存在,“环境意外”层出不穷,它更加激发企业提升“策略敏捷能力”。

高刚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政府对农村各类治理行为的良好初衷并不一定达成农村善治的美好结果。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势而对农村实行管制式治理,挤压了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空间,二是政府力量很少介入农村治理实践,导致农村治理的“空洞化”。

张昕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

由乌克兰危机引出的“普京主义”原则,既是对俄罗斯自身文明和国际定位的调整,也直接挑战了建筑在二战和冷战基础上的现行国际秩序,对后者的若干基础原则和一系列核心概念,俄罗斯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努力将这些解释一般化。这些概念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合法性、国际正义和民族自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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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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