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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国际援助与投资,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动的参与者。发达国家能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得益于其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承受外来竞争冲击的能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阻力却发生了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日趋高涨,发展中国家却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力。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巨大反差源自国内社会保护能力的此消彼长。全球化加速扩张使国家面临巨大的社会保护压力。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各国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公众对社会保护的需求迅速增加。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回应这些需求时存在能力和手段上的较大差异。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高,但福利制度已高度固化,难以通过改革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保护需求,只能诉诸保护主义手段来缓解国际市场的冲击。

较之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总体福利水平较低且福利制度尚未完善,但是这些劣势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却显示出更大的韧性。第一,由于福利水平低,福利支出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在金融危机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增加了公共福利支出,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第二,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开放性产业政策,选择性地补贴和扶助产业,有助于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由于社会保障能力的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和动力去推动贸易自由化。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分析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讨论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变化。第五部分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的福利制度变化。第六部分是结论。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变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成为全球化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30年中,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尽管拉美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发生过金融危机,引起了对市场过度开放的争议,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仍然向进一步自由化迈进。然而,这一局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了逆转。全球贸易总量在2009年发生了断崖式下降,虽然在各国财政刺激政策的干预下短暂反弹,但随后还是陷入了持续低迷。2012—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同全球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增长一直快于经济增长的态势。

宗涛

关于中国M2或M2/GDP高的问题,是个参与性很强的话题。最近有专家由此认为中国有货币超发问题,将中国认定为世界第一大印钞国。它也是个学术问题,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逻辑、观点,但按逻辑自洽的角度,更多讨论还是很有好处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在全世界,全球化从来就是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来源。在西方,城市往往发生在一个地区间或者不同国家间、文明间的商贸要地。今天,城市化和城市升级更是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了。

文国庆

M2相对于GDP是否增加,并不影响CPI的高低,对于固定资本余额的比例变化才是中国CPI涨落的主要动力。央行决定货币供应的规模,应该考虑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沃尔特·洛曼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支持和平、安全、自由与繁荣。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其同盟网络、部署在前沿的军事力量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补充手段包括双边和多边外交接触。

赛格·卡拉加诺夫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能否走出当前僵局并开始开发外贝加尔地区的丰富水资源和其他资源。俄罗斯将不仅需要中国的资本和技术,也需要日、韩、美和东南亚国家的资本。

费萨尔·阿明·伊斯特拉巴迪

印地安那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在最后提出:我们的损失远远大于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曾希望萨达姆及其专政一旦被推翻,尊重、稳定和正常局势就可以恢复。归根结底,这才是2013年伊拉克真正的悲剧。

高连奎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

统计陷阱的问题,在中国一些媒体是知道的,也是受重视的,据笔者所知道不少媒体在为记者做培训时,就提醒“要注意统计陷阱背后的假新闻”。

记者杨逸淇

连平认为,在可能到来的“货币战”中,中国既要避免参与,不打“汇率战”,同时也要避免做“替罪羊”。我们在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还要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不是完全放任自流。

李国旺

要实现创新可持续进行,中国需要从技术创新、创新应用和金融创新、资本创新等制度创新层面进行综合的创新革命,从而突破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杨思灵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政策与法律研究室

中南亚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显而易见,分布着很多“政治支轴”国家,美国也加大了对中南亚地区谋篇布局的力度。中南亚毗邻中国西部地区,美国无疑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了影响和挑战。

朱建荣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大量阅读查考台湾方面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之后,笔者深感迄今两岸斗则俱伤、渔翁得利的悲哀。如果两岸携手合作,将会对有关钓鱼岛论证、国际宣示以及外交斗争带来相得益彰的效果。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由于欧洲商业银行大量持有欧元区国家国债,债务重组将会导致这些商业银行再度遭受重创。如何切断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互动链条,将是未来各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古今中外,解决债务危机的办法,短期无非是债务重组、注资或赖账,逐步消化债务,长期几乎无一例外是通过通货膨胀稀释债务。

Diana Pinto

历史学家

以色列的“红线”往往与沙滩上画的线混为一谈,新政府的脆弱平衡只是再次凸显了上述清醒的说法。奥巴马所面临的问题是以色列正沿着自身的轨道运行,并且离中间路线越来越远。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

当前人民币的流出基本上只能通过贸易结算进行,而人民币流入渠道则包括贸易结算、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重流入、轻流出的政策设计已经日益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的障碍。

孙岩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

作者认为,即使马杜罗大选获胜,但其威望恐难以短时间内摆平党内和国内纷争。拉美左派阵营中谁能成为查韦斯接班人、接棒拉美左翼崛起大旗,将决定未来拉美左转道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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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同时拓展了外部发展空间,但逆全球化浪潮挤压了中国的外部空间。面对困局,长期追踪研究地缘问题的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可能在中国新世纪的地缘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与印度应该寻求更为紧密的合作,要着眼于全球市场考虑喜马拉雅区域的多边合作,推进建立“喜马拉雅共同市场”,将双边战略合作推向新的地缘高度。
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到现在强调全面防范重大风险,决策高层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要变化。
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消费方面,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民间投资394051亿元,增长8.7%,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之下,2018年出生人口较2017年少了200万,是近40年来环比下降最多的一年。从趋势看,随着二胎刺激因素结束,中国新生人口可能继续走低,这将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面对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香港2018年12月对内地出口却增加一倍多,达12亿美元,这引发了外界的疑问。业内人士指出,近几个月内地从香港进口的宝石数量急剧增加。这令人想起2015-16年的情况,此期间曾出现人民币贬值以及资本外逃,当时宝石占香港对内地出口的90%。现在的迹象表明,利用宝石贸易来逃避资本管制并将资产转移出中国的情况,可能再度露出迹象。
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近日撰文指出,中国将继续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并按照经济发展,市场状况和金融稳定性等因素有序推进。不过,中国经济增长形势比较严峻,内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在稳增长要求下,短期内可以开放的资本项目并不多。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市场活力和信心的恢复。金融开放应当审慎前行,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等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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