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华强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驻上海董事
成政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翻译:申凯
银行业日益激烈的网上竞争，正在世界范围内动摇那些一向古板的商业模式。但对已在疲于适应开放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这种转变最终将是颠覆性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金融机构正面临一波来自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竞争，这种竞争正在改变银行业的格局。
黃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
翻译:邢嵬
只要国企不得不遵循政府作出的往往带来较低回报的指令，那么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利率和改进治理水平等方面的改革，就不会发生。简单地向国有实体注入民间资产，而不变更实际控制人及其激励机制，是不太可能改变国企行为的。
修·马凯
西太平洋银行经济研究组执行董事兼高级国际经济学家
总而言之，该自由贸易协定好过预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价值很难简单地用数字衡量。2005年所建模型（有关此协定的谈判始于2006年）预测，澳大利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从2006年至2015年累计额外增加180亿美元。同期，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额外增加640亿美元。
约翰·罗思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
美国成为“亚洲轴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围堵中国。这一说法虽然被美官方正式否定了，但事实胜过雄辩。美国很清楚：中国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在亚太地区，靠单打独斗是无法打赢中国的。因此，只能试图构建“反中联盟”来围堵中国，这也是当下美国“新保守派”（neo-cons）对华外交政策的主调。
吕国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沪港通”开通后，为香港和上海两地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投资增长空间。这不仅为香港市场的投资者直接打开了内地A股市场的一道大门，而且也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扫除了税务政策方面的一些灰色障碍。
邓聿文
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访问学者、大公网特约评论员,主要从事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研究
互联网舆情成为整个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是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特定社会现象。要想网络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一个工具，发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政府就必须有互联网思维，按照网络的特点去使用和管理网络，从制度和机制上确保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罗拉-温赖特·安娜
牛津大学中国人文地理学副教授、博士
翻译:子明
交叉学科领域的环境公正学研究早已表明，环境污染的负担并非均匀分配，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害，而这往往是政府和企业有意选择的后果。臭名昭著的1984年赛雷尔报告，就曾建议美国企业将厂房建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乡下少数族裔聚居区，以避免或更易应对阻力。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对中国未来改革的命运，不论从情感还是现实，我们必须要有毫不动摇的，非常坚定的信心。中国经济中长期没有问题，中国经济在2030-2050年期间有可能和美国掰掰手腕。中国未来不会以西方荣誉成员的身份成为世界强国，而是作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当前中国的政府收支规模，真正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视野或完全处于“全口径”控制之下的比重，较之20世纪末实行“费改税”之前的水平，虽有所改善，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距离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规范化的目标，还很遥远。
廖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王正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助理教授、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关系到我国人口、经济、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出改革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并不完全赞成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这引起了人们对人口红利的广泛关注。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牛播坤
华创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
杨现领
华创证券新产业趋势部总经理
“拐点之争”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我们究竟面临怎样的拐点？供给拐点、需求拐点、房价拐点背后所暗含的宏观含义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这三个拐点到来的时间节奏和叠加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应对不同拐点、不同时序、不同叠加程度所需要的政策组合也将不同，因此，需要区别对待。
樊继达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生态经济等研究
由于拉美各国政府未能在城镇化发展早期妥善处理好城市二元结构问题，衍生了城市居民分层、贫困代际传递、违法犯罪高发、城市生态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致使拉美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通过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采用“中国式办法”尽早破解城市二元结构难题，避免重蹈拉美国家覆辙。
周燕
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建利
《南都评论》记者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如何看待这个领域存在的“质量”问题？是商人不讲道德，或政府的监管不力造成的？对此是否存在种种误读？为此南都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周燕副教授。她对政府监管问题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任玉岭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参事
一是严把科研立项关，确保科技成果的成熟度；二是严格成果的审定与管理，防止对非成果大量放行；三是研发工作要提倡合作精神，实行团队作战；四是研究院所应建立中间试验厂，使科技成果更贴近生产；五是大力推进风险资本，全力支持科技创新；六是借鉴“身土不二”口号，用国内市场支撑创新驱动。
Stephen Adams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勋爵的顾问
Gregor Irwin
Global Counsel首席经济学家、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专家
翻译:走出去智库研究员刘灵燕 蒋柠蔚 车慧晶 夏桐川
审阅:余倩倩
欧洲银行业去杠杆化为经验丰富的中国投资者投资贬值资产提供机会，尤其是在商业以及住宅房地产领域。在欧洲许多市场中，与当地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该市场上的资产进行收购，可能非常符合中国走出去战略规划的目标。
赵坚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发展大都市区经济是我国城镇化的方向，应将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包括副省级城市）半径70公里左右的地域，以县为单位，划归相应的大城市。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