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丹尼尔·伯纳曼
保尔森基金会杰出特聘研究员、美国能源部前副部长
李艳洁 李银莲
《中国经营报》记者
我发现，美国认为首要的问题，中国的同行们也持同样的看法。为什么我们在碳捕获和储存、电动汽车、建筑能效、核电等方面有巨大的合作机会，就是因为我们两国采取了相似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奥巴马总统称之为“一揽子能源战略”。从外部来看，中国和美国是采取了同样战略的。
Anders Aslund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乌克兰的金融危机迫使国家更好的改变它的发展方式。乌克兰的民主已经建成。公共预算赤字必须削减，其他部分支出则由国际支持来资助。旧苏联的发展方式和地方腐败权力应该被打破。最后，乌克兰可以追求管制解除，以允许其经济自由增长。
加力·桑梓
美国智库“外交政策协会”分析师
对于地区动态而言，日本仍然是一个关键的“万能牌”。外交与“软实力”依然有助于各国实现其安全目标。意图与承诺的不确定意味着意外事故可能会诱发更糟糕的冲突。所有东亚国家政府将难以管理民粹民族主义。
肖克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要依靠民主政治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促成对政府官员责任的落实和监督。将惩防跨境腐败上升到法治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我国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户籍管理、护照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等制度。要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框架内，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苏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刘秀杰
通州区发改委副主任
从过去20年实践来看，作为行政区的北京在中心城区外围大量建设新城的措施效果并不明显，单中心、摊大饼的情况几无好转。参考国际特大城市经验，我们认为，在特大城市周边建设副中心级城市才是从空间布局角度对城市病的治本之策。
亚历山大·卢金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
专家们继续对在上周闭幕的金砖国家峰会进行总结。《环球时报》近日强调，金砖国家的方案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明自己的立场。金砖国家的哪些意义对于中国才是最主要的？是经济分量还是潜在的政治角色？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卢金对形势进行了分析。
廉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蚁族”概念首创者
正是中国相对畅通的“横向”人口流动，缓解了日趋固化的“纵向”阶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冲击。
董景山
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土地法律制度及“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经过70年的发展，日本农地利用管制制度逐步形成了以《农地法》为主体的农地利用管制法律体系。建立了农地利用规划、农业振兴地域整备、农地转用许可、农地权利转移许可等多种农地利用管制制度。并因应社会变化，创设了促进土地利用的管制制度。日本农地利用管制制度发展历程，给予我们诸多有益启示，值得我们在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上予以借鉴。
姜志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权力内涵与安全内涵均发生重大的变化，建立在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基础上的旧的安全观已经不适应亚洲形势的发展。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既是安全观念上的一次创新，也是安全规范和安全秩序领域的重大变革。亚洲安全观的倡导和实践将引导亚洲安全秩序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转变以及从权力型向创制型的转变。
鲍存彪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学教授
梁俊忠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学助理教授
目前，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非常严重，不仅威胁到了公共健康，还使城市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天津被誉为生态城市的样板。可是，过于依赖新技术和当地政府领导层变动会让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化受到质疑。
阿萨尔·林德贝克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著名经济学家、1980至1994年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
翻译:余江
在“二战”之后的最初几十年，瑞典既能取得相对较高的GDP增速，同时又能实现充分就业、可靠的经济安全和极为平均的收入分配。这样的综合成就正是外国观察家们对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及政策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到2020年中国能否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点，又是主攻方向。实现这一转型，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中速增长新常态，从而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焦东雨
澎湃新闻记者
北京习奥会期间，习近平时时处处都在讲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并且提出了六个重点推进的方向。尽管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显示，奥巴马也表示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但白宫公开的奥巴马在北京期间的部分谈话和演讲实录中，却找不到“新型大国关系”的字眼。
Scott Andes
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的高级政策分析师
Mark Muro
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资深成员和政策主管
Matt Stepp
清洁能源创新中心执行主管、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资深政策分析师
翻译:王昀 王晓慧
美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国家先进工业的竞争力：创新产业以及拥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位的高素质劳动者密集型产业，都集中在先进的产品与服务领域。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贫民窟在拉美地区普遍经历了非法化、合法化和正规化等三个阶段，由此成为一个历史必然。拉美地区住房政策和住房供给体系百年历史的演变显示，它经历了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民粹主义这样一个“之”字型的弯路，为世人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案例。
胡建淼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迅 姜巍
《中国发展观察》记者
“全会推出了依法治国的升级版，表明我们不再停留在法律制度的建立上，而是更加关注法律的实施和法律的遵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体系。这一目标的首次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实现了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重要转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