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杨国英
《时代周报》记者
随着实践的推进，改革的争议似乎更大了，现实面前，一些理论上看似简单的问题，答案也不再清晰。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方向是无可置疑的吗？改革的目的究竟何在？怎样解释和对待目前改革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杰勒德·韦恩
环境经济学博士、商业及环境团体顾问,分析能源与气候政策,他曾是路透社的记者和分析师
翻译:王宁
中美气候联合公告为气候谈判开了个好头，但在明年的巴黎峰会前，我们仍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虽然艰难但可相互妥协的全球性协议。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兼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
未来几年，不仅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议题将有更深入的探讨，也将是中国政治进程的考验期。我们将会看到，长达一个世纪对法治社会的求索能否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从而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造福于中国。
丹尼·罗德里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致力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著有《全球化的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一书
翻译:唐逸如
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增长模式。受变化无常的外来资本以及商品繁荣影响，发展中国家经常陷于危机之中。但他们不仅要摆脱这种依赖，更重要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历史上最无悬念的富国之路——也许已经走到了尽头。
乔根·兰德斯
罗马俱乐部元老级成员、环境战略研究学者,著有《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
兰德斯预测，在2052年，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会比人们预期的增长更慢，但足够引发气侯危机；人类消费的增长会陷入停滞状态，因为国际社会需要花更多的钱用来修复和适应气侯变化；污染危机继续恶化。
徐之顺
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智库一般具有专业性、独立性、多元性、竞争性、建设性等重要特征。我国智库建设既要遵循世界智库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准确把握智库建设的“中国特色”，探索一条更适合自身特点的智库发展道路。
赵鸿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汪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印度公共外交机构逐步建立并提出新公共外交政策，其重点之一就是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转化为外交资源，并以多种方式运用于公共外交之中，以期改善印度的国家形象。文化元素在印度公共外交中的影响愈益凸显，在公共外交的机构设置、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运用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等方面都有具体呈现。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策略仍取得了一定成效。
马修·古德曼
国际战略与问题研究中心西蒙政治经济中心主任
译:王丽颖
未来几周，日本也有机会为自身的经济和战略未来进行投资——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TPP之下，日本其实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双边协议，如果此项协议能顺利达成，对安倍政府而言可是个一石三鸟的计划：重振日本经济、加强其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维护让日本过去70年一直收益的全球贸易秩序。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领域，必须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及时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全体公民享有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努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王绍光
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
第一部分讨论“名不正”问题，指出这个概念的本义不清，中文译名更带有严重的误导性。“民间会社”也许是更准确的翻译。第二部分讨论“名实不符”问题，指出公民社会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并逐一戳破了围绕公民社会的种种神话。文章的第三部分论证，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托马斯·皮凯蒂
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著有《21世纪资本论》一书
杨燕青 周艾琳
《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库兹涅茨曲线被完全颠覆了。我认为不平等现象不会自动消失，资本收益率r将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g，且这种趋势将延续。”
王守清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暨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王昀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清华大学的王守清教授，对PPP领域的前沿理论、国内外实践有着长期深入研究，在中国《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即PPP法）的立法过程中，他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PPP不仅是投融资模式，更是制度创新。11月中旬，《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对他进行专访，以期解答PPP实践中最紧要的原则性问题。
张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彰显了中国和平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积极姿态。此外，中国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构建、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和立场协调，有力地促进了新兴经济体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提升，促使新兴经济体成为解决全球性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包括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的研究等
超大型项目的政策侧重、资源耗费、后果估量，使人们对之深怀疑虑。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看，我们对举国体制与超大型项目无疑应该反思。
肖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
肖滨教授认为，大多数官员的腐败背后是有资本支持，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近30年来权力一方面在释放市场，另一面又与资本勾结。反腐实质上是民心保卫战，背后涉及到执政合法性问题，若反腐成果未能被大多数普通公民所享受，其效果也将十分有限、脆弱。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推动大规模资本走出去，有何收益？在此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风险？政府、国企与民营企业应当各自承担怎样的角色？中国未来应当如何稳妥推进海外投资？为探究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以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