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北大综合改革的成效，取决于能否改变行政治校的格局。大学要摆脱行政治校，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我们希望北大为推进上述改革，而完善学校的治理结构，否则，就事论事，有的改革措施会无疾而终。
秦中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基本思想是：基本养老金是现代社会养老保障的一种方式，制度保障的基本思路是促进个人及其用人单位参保投入，国家在有限政府框架内帮助分解负担、分散风险和分配福利。
马蔚华
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
英国《金融时报》说我是在两个体制之间游刃有余地去运作，我承认这一点。因为招商银行不是国企，一开始就没有政府的股份，是招商局建的，后来又几经变革，包括上市、改制。当时我离开行政体制去应聘这个地方，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职业经理人。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著作,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美国方面就“重返亚洲”、“战略再平衡”说得太过于高调；美国的亚太盟友则在利用此机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方面，过度使用了它们各自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中国的反应则过于激烈和过度。要解决亚太的海洋争端，就是要处理这三者的关系，避免陷入恶性循环。
菲利普•斯蒂芬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翻译:何黎
过去这一年是属于政治强人的一年。在这些正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铁腕领导人中，既有独裁者，也有真正的民主领袖。
尼尔斯·丹尼尔·卡尔·比尔特
瑞典外交大臣、瑞典政治家,曾任瑞典首相和自由保守派瑞典温和联合党主席
在经历了几十年或多或少稳定的规则和可预测的模式后，瑞典政治在最近几周进入了未知领域。许多人震惊于政府崩溃、不得不在执政仅仅两个月后就举行新选举。毕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瑞典一直是欧洲罕见的成功明灯。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
中国“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一个“大转换时期”，与发达国家“新常态”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别。
王永红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
当前各种创新此起彼伏，对创新风险的识别、监测、管控需要一个过程，监管部门应尽快建立有效性的监管框架，为创新提供正向激励，推动网络银行围绕服务于实体经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开展创新，推动银行业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创新，把握好创新风险和金融稳定的平衡，从而塑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银行体系。
李波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
过去五年，人民币计价结算便利优势在有效满足境内企业跨境贸易投资需求的同时，也得到了境外市场的青睐。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深化，未来人民币跨境使用将为我国企业带来跨境贸易、投融资和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新的便利和机遇，成长前景可期。
黄晓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在能源领域对外合作中，我国要建立能源、外交、财税、外贸、金融等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境外能源开发利用的宏观指导和服务。开展国际能源储备和应急互助合作，制定能源安全应急预案，增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好地为我国能源对外合作保驾护航。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朱敏
《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
改革开放所引致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使中国步入了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的“风险社会”。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集中体现在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等五个社会燃点问题上。
埃瑞克·布莱恩约弗森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麻省理工数字商务中心主任、《斯隆管理评论》主席、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
安德鲁·麦卡菲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数字商务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曾著有《企业2.0》
编译:吕虹
全球化似乎使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本的国家成为了经济的赢家。然而，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第二个机器时代”，劳动力和资本似乎即将失去往日的辉煌。谁才是“第二个机器时代”的受益者？
刘小川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教授
新老预算法比较，体现出许多创新性的亮点，必然会对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实施以及提升国家依法治理水平起到法律支撑与保障作用。
解振华
全球气候谈判中方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胡舒立 宫靖 孔令钰
财新网记者
中国宣布有雄心的气候减排目标，推动全球谈判，倒逼国内改革——全球气候谈判中方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详解目标及其意义。
赵可金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公共外交和中国外交政策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清华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浙江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国际化成为拉动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辉煌的发展成绩，归根到底是浙江精神驱动下实现改革开放的产物，尤其是浙江各个主要城市在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下，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走出了一条求真务实、诚实和谐、开放图强的成功道路。
冯川
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中国对于股份公司的直接融资实际是刻意限制的，哪怕是非公开的直接融资，这与美国公司法的制度思路完全相反。美国的股份公司有授权资本额，只要在登记的授权资本限额内，董事会（不是股东会）几乎可以全权发行新股、募集资本。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