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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宋效峰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民主行动党在非马来人中具有较稳定的代表性,但要打破巫统所主导的族群政治模式,还离不开与其他类型反对党的合作。这决定了它所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目前只能是局部意义上的。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这个国家隔几年发表的各类白皮书和各式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认可的程度。

査晓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任、助理

作为理性的国际行为体,韩、日两国都具有做出这种选择的利益逻辑。这将促进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从长远说,还可以成为中国以“两步走”战略,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抓手。

张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首先着手应对全球权势转移,逐渐转向应对国际权势转移。非洲的落后和危机状态,使其在美国应对全球权势转移和国际权势转移的努力中的地位不尽相同。

巴曙松 沈长征

从近年来我国金融与经济发展中反映出的问题看,需要通过发展直接融资体系、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以及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等措施,改善金融结构,促进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

徐永

今年社会融资规模虚增与实体经济增速差异所导致的去杠杆命题,治本根源或许就不仅在银行间同业领域,财政投资和相关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政策,都需要更多统筹改革。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东北亚共同利益天然存在,鉴于东北亚安全与中国的未来密切相关,明确进行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调整、与地区诸国达成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是符合中国东北亚战略的必然选择。

杰弗里·萨克斯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卫生政策和管理教授

埃及社会存在深刻的宗派、阶级分歧。但自推翻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以来,这个国家进行了好几次投票。伊斯兰政党和立场拥有强大的民众支持率,尽管它们也让埃及的分裂表露无遗。

柳丰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012年5月普京再次就任俄罗斯总统后,通过吸引亚太国家参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发,通过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等举措,表明俄融入亚太区域合作进程的政策取向。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各地决策者需要有信心并发挥聪明才智,没钱时,合理的大金融制度安排能生钱;有钱时,合理的大金融制度安排能用好钱。这需要自上而下的理念贯彻,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政策争取。

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举措产生了正面的意外后果,国家能够在国家主义式或自由主义式的政策的负面因素凸显时,利用手中的自主性突破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捆绑,出台新的对策。

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不同的信用就得有不同的金融产品及金融市场来应对,否则这些金融产品及金融市场是无法发展起来的。

沙希·塔鲁尔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Twitter一开始让我敬而远之,印度专家也说这绝不是适合严肃政客的媒介,但如今都已经家喻户晓。我相信,21世纪民主中的大部分政客——都将在十年内用上Twitter。

邓肯·盖里

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社会学教授

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人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态度意味着什么?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分别于2004年和2010年对欧洲的19个国家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对民生和社会观念有深远的影响。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要以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中国要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要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

戴志锋 刘瑞

预计“余额宝”近期会迅猛增长,从零增长至百亿、乃至千亿元,但在千亿级别后会面临瓶颈,增速放缓,对银行存款的冲击会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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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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