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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国际援助与投资,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动的参与者。发达国家能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得益于其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承受外来竞争冲击的能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阻力却发生了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日趋高涨,发展中国家却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力。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巨大反差源自国内社会保护能力的此消彼长。全球化加速扩张使国家面临巨大的社会保护压力。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各国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公众对社会保护的需求迅速增加。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回应这些需求时存在能力和手段上的较大差异。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高,但福利制度已高度固化,难以通过改革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保护需求,只能诉诸保护主义手段来缓解国际市场的冲击。

较之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总体福利水平较低且福利制度尚未完善,但是这些劣势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却显示出更大的韧性。第一,由于福利水平低,福利支出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在金融危机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增加了公共福利支出,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第二,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开放性产业政策,选择性地补贴和扶助产业,有助于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由于社会保障能力的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和动力去推动贸易自由化。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分析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讨论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变化。第五部分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的福利制度变化。第六部分是结论。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变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成为全球化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30年中,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尽管拉美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发生过金融危机,引起了对市场过度开放的争议,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仍然向进一步自由化迈进。然而,这一局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了逆转。全球贸易总量在2009年发生了断崖式下降,虽然在各国财政刺激政策的干预下短暂反弹,但随后还是陷入了持续低迷。2012—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同全球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增长一直快于经济增长的态势。

段德智

四个问题:(1)道德乃宗教的立教之“本”;(2)道德乃宗教的立教之“的”;(3)宗教乃世俗道德的“神圣帷幕”;(4)宗教乃世俗道德的“有力引擎”。

刘士余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兴支付服务市场,银行业要以更主动、合作的态度创新求变,支付机构要以更稳健、规范的方式拓展业务范畴,监管部门要以更审慎、灵活的手段创新监管,共同促进新兴支付服务市场协调发展。

胡怀邦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下行压力较大,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资本流动反复无常、本币贬值、资产价格下跌等成为困扰经济金融稳定的突出问题。

刘尚希

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

社会热议的“土地财政”,其背后实质上就是公共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即所有者如何给作为占有者、使用者的地方授权?其产生的公共产权收入如何分配?就此来看,还需要把缺了的一块补充进来,以实现财政体制的“完整性”。

万其刚

当有法不执行,尤其是当大家都不守法的时候,当违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真所谓“法不责众”,那可是希望的破灭,对政府债务的发行及其管理还能抱什么希望?对于法治还有什么奢望?当然,这已不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所能尽言的了。

Said Amir Arjomand

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有了哈梅内伊的支持,鲁哈尼能够用他的务实派前任无法做到的方式驾驭伊朗的顽固派。自1979年以来,没有哪位伊朗总统能够像鲁哈尼那样能够决定是否及何时提出谈判条件。

连平 鄂永健 许文兵

融资增加并不会立刻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滞后期大概在一年左右。社会融资增速的最近一轮显著上升始于去年三季度,今年一季度达到峰值,二季度开始回落。

谢德

近期,普京就2020年前俄武装力量和其他军事组织建设问题作出部署,提出俄军事组织当前面临的七项重大任务,强调要继续优化俄武装力量组成结构和力量配置,优先发展空天防御系统

周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令美国感到困惑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其对外援助并没有增加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好感。盖洛普民调发现,许多埃及人表示了对对外援助,尤其是来自美国对外援助的反感。

赵然

在现阶段,由于传统商业银行的目标客户和非金融企业在互联网金融业务扩展中所针对客户的群体存在明显差异,电子商务针对的金融业务恰恰是银行归到80%中去的低端客户,在这个层面上讲两方竞争并不激烈,传统商业银行在主营业务上受到的挑战还是比较有限的。

Claude Barfield

曾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顾问,现为AEI的常驻学者

译:李想

作者分析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FTA)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间的关系,及CJK FTA对美国的影响。

沈雅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正在重新评估伊朗核威胁,抬高对伊朗动武的门槛,着手平衡“双轨”政策用力,加大对伊朗的“软攻势”,未来还将无法回避美伊开展地区合作的政策选项。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在全球坐标系下,中国的位置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化,即从区域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从自我发展向开放性发展转变、从现代化的追随者向引领者、从外部关系的单一化向复杂化转变。

杰弗里·法兰克尔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

莫·易卜拉欣奖会颁发给一位新近退休的非洲国家领袖,前提是这位领袖必须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得奖者将在头10年内领取500万美元奖金,然后每年领取20万美金直至过世。

汪涛

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8月份信贷的反弹可看作是必要的修正,但9月份信贷仍快速增长,已不仅仅是修正那么简单,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避免信贷增速放缓以确保实现“稳增长”。

编译:苏波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沙洛姆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为切入点,分析了参与型政治模式与代议制民主的不同之处,阐述了参与型政治模式的框架问题,并对社会运动与参与型政治模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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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同时拓展了外部发展空间,但逆全球化浪潮挤压了中国的外部空间。面对困局,长期追踪研究地缘问题的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可能在中国新世纪的地缘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与印度应该寻求更为紧密的合作,要着眼于全球市场考虑喜马拉雅区域的多边合作,推进建立“喜马拉雅共同市场”,将双边战略合作推向新的地缘高度。
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到现在强调全面防范重大风险,决策高层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要变化。
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消费方面,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民间投资394051亿元,增长8.7%,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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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香港2018年12月对内地出口却增加一倍多,达12亿美元,这引发了外界的疑问。业内人士指出,近几个月内地从香港进口的宝石数量急剧增加。这令人想起2015-16年的情况,此期间曾出现人民币贬值以及资本外逃,当时宝石占香港对内地出口的90%。现在的迹象表明,利用宝石贸易来逃避资本管制并将资产转移出中国的情况,可能再度露出迹象。
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近日撰文指出,中国将继续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并按照经济发展,市场状况和金融稳定性等因素有序推进。不过,中国经济增长形势比较严峻,内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在稳增长要求下,短期内可以开放的资本项目并不多。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市场活力和信心的恢复。金融开放应当审慎前行,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等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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