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是现代民主的本质特征，即便是协商民主也无法回避代表的问题。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协商民主理论几乎完全忽视了代表问题，因为协商民主论者认为协商民主可以为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决策创造条件。但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协商式民意调查还是共识会议，并非所有的公民或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真实地参与到协商的过程之中，真正参与的人仍然是相当有限的。这些参与者其实是作为“代表”参与协商的，只不过这些代表不是通过传统的选举方式产生，而是通过抽样、指定等方式产生。现在，大多数协商民主论者都承认，代表其实是协商民主的一种构成性成分。基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大规模民主国家中的普通公民不可能全部定期参与协商活动，依靠代表来参与协商是必要的。而且，通过代表来协商，能够减少参与协商的人数从而有助于提升协商质量，培养具有协商、反思品质的公民。对代表制的合理运用能够修正协商民主所可能带来的以理性为名的独断。

协商民主的代表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代表如何产生、如何行动？ 其代表性如何保证？二是协商民主的代表机制如何与既有的代表机制相互衔接？ 本文认为，中国在基层协商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混合代表机制对于协商民主的代表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协商代表的广泛性和专业性之间的潜在冲突，而且将协商民主的代表机制和既有的代表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我们对于协商与代表二者关系的认知。本文拟以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为例，考察中国基层协商实践在代表机制方面的探索，以及它对于代表理论可能具有的意义。按照皮特金的经典研究，从实质性的角度来讲，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表问题有两个重要的维度：描述性维度和行动维度。描述性维度是指代表是否反映了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而行动维度则是指代表如何行动才能更好地代表人民。本文认为，皮特金关于代表问题的经典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协商民主的代表机制，因此，本文关于协商民主代表机制的讨论也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代表的描述性维度：镜像、特殊群体和专业性要求

代表的描述性维度要求代表应该像镜子一样准确地反映社会的结构， 如性别比例、 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布等。我们所熟知的协商式民意调查或公民陪审团等形式都是通过随机抽样的手段形成公民代表。从温岭的实践来看，对协商代表的描述性维度的探索经历了多次调整，逐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