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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李克强总理要求,要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一牛鼻子,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当下,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和数据技术发展,为政府提高履职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公共事务和自身事务,提供了新的更多的有利条件,也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政府履职具备更多数据支撑

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和市场体系是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人民福利的两支主要力量。政府是公共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政府承担着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生态等方面事务的职能。其中,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四项基本职能。大数字技术为政府更好履职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多维多层数据支撑经济调节

首先,更多指标印证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变量如增长、投资和消费等,与许多实物指标、运行指标等有确知的相关性,如用电量、货运量等。现在,大数据技术提供了更多能够利用的指标,如工程机械制造企业能够通过物联网得知全球各地用户设备的实时使用状况,并能够与投资、工程建设、房地产建设等指标及时有效地相互验证。再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重要的调控指标,现在一些平台性网络企业也发布与之高度相关的指数,例如“1号店快速消费品价格指数”,“阿里巴巴网购价格指数”(aSPI)和“阿里巴巴网购核心商品价格指数”(aSPI-core)等。由于这些指数直接从网络产生的海量实时数据中挖掘产生,真实性、实效性都较好,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1]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有许多,例如利用网络搜索指数或其它大数据技术对就业形势、增长率、通胀预期、房价趋势、投资指数等问题所做的研究,均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

其次,结构性数据呈现行业特点。互联网、物联网的广泛应用,能够反映出许多产业、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转情况。例如各种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各种产品的出厂价格,各种设备的开工情况、各种商品的销售情况等等,这些信息更加实时、定向和颗粒化,而不仅仅是CPI、PPI、开工率这种汇总指标。因此,政府在继续实施总量调控的同时,有可能更多地采用结构式、分布式政策,在差异化调控的基础上实现总量目标。

陈家喜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在推动中东政局变动的过程中,使用了价值输送等各种干预手段。外力干预有赖于与内部结构要素如政治合法性弱化、社会经济危机、国家能力以及国内反对派的呼应等的结合与发酵。

邵宇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钱荒之后,投资者心态也需要调整,只有重新回到实体经济增长的源头上来,成长才能得到真实的保证。流动性的拐点来临,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新生就不会太远了,当然伴随着阵痛不已。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钱荒”表面是缺钱、资金供不应求、货币流动性不足,但是归根结底 是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关键在于改革。

刘建辉

财经专栏作者

资本逐利的本性难以随着人们的意愿转移。货币政策主导下的去杠杆化,可以在总体上获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仅限于宏观上去杠杆化的成功。

胡锋

银行经营的本质就是对风险的经营。如果银行不能在风险识别上表现出高人一筹的能力,或者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么这个银行就不可能取得持久出色的经营业绩,甚至迟早要关门倒闭。

黄海洲 周诚君

中国正面临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大契机:世界由单极向多级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机遇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时殷弘

国务院参事

全球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是人们谈论得非常热烈又备感困惑的一个庞大话题。在此要做的又一次议论试图包含新意,故须做广泛和深入的透视,洞窥几个重大方面,希冀能产生某些“片论”。

乔纳森·科什纳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译:阙天舒

倘若美国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给出的建议,选择与中国进行对抗,将会形成一种“自残式”的地缘政治态势,这也会对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造成损害,并会使中国变得愤怒和不稳定。

熊光楷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与互信达到新水平、美俄关系出现回升迹象。同时,中美俄关系的深入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可能影响三边关系。

肖钢

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要建立健全“主动型”立法保障机制,加大制度供给力度;建立健全“高效型”行政执法机制,提高监管作为能力;建立健全“制约型”查审分离机制,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水平。

胡欣

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梦。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只有牢牢把握住亚太崛起的机遇,才能继续延续自己的中等强国梦想,而这正是澳大利亚目前努力的方向。

陆磊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

无论国内外,利率管制势必导致绕过管制的金融创新。在中国,约30万亿的影子银行产品本身就是自发的利率市场化产物,不受基准利率和浮动区间的制约。既然尾大不掉,不如因势利导;这就是利率市场化在此时推出的微观基础。

沈联涛 姚万里

随着经济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内需型经济转型,银行商业模式必须从规模增长向更加差异化的战略转型,更专注服务质量、利润和风险差异化。收入和利润池将会出现巨大变化,从传统大企业和国企相关业务向服务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转型。

杨恒均

香港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往,显然比同中国更有“钱途”,中国和越南经济水平处于差不多的阶段,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进口国,但进口的货物技术含量不高,反而冲击了越南的国内工业与市场。

孙涤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

学院教授

主导市场秩序的监管当局应建立市场的合理预期。在推出新政时,能顾及到受政策影响的人的利益和感受。后者要是感觉自己成了政策压制的对象的话,政策的传导就被扭曲,结果必定失灵。

林跃勤

中国社会科学报

杨敏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梦颖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美这两个被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大国”如何相互倾听、为彼此的繁荣发展寻求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环境和动力,是两国需要破解的难题,更是中国克服“崛起陷阱”需要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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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防金融经历了“从无到有、渐进发展”的不同阶段:首先是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国防金融“1.0版本”;其次,开启了“间接融资、被动借贷”的国防金融“2.0版本”;第三是开发金融、债券发行和股票发行等形式的军工产业链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形成国防金融的“3.0版本”。未来,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实现军民融合的共同繁荣。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从资本市场反应看,中美两国形势似乎相差甚远。但两国的反差真有这么大吗?安邦咨询对此表示怀疑。中美两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市场,从市场规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美之间的差距未必有这么大。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的空间价值,过去,中国的政策思维方式是生产型社会的,今后要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的思维方式。
当美国宣布9月24日实施对中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后,《华尔街日报》日前透露称,中方可能降低稍后两国贸易磋商的级别。据了解,尽管中央领导指示继续与美方接触,以稳定商界信心,避免中美贸易纠纷进一步拖累经济。但由于美国出尔反尔、信号矛盾,中国很可能将谈判降级处理,其中一个考虑是只派副部长级的王受文赴美磋商,而非美方邀请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债转股是企业不良债务处置的途径之一,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从今年上市银行半年报看,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报告期内合计净赚7.23亿元。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到位率低、项目落地率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达到1.72万亿元,到位资金3469亿元。据此估算,资金到位率仅为20%。
习主席9月20日强调,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要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一把手要拿出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决心来,越是难度大的改革,越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
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日内瓦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中国出口地域多元化的速度可能较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如果贸易战导致中国企业放弃美国市场,那很可惜。在他看来,贸易摩擦对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为GDP的0.2-0.8%,但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可能更深。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非常愿意和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亚洲国家共同努力,扭转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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