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玉玲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潘登
中央民族大学
江荣华
中央民族大学
对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原则而言，“财权与事权统一”或者“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提法都比较笼统。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逻辑应为：在明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匹配相应的财力；财权作为财力的基础。
马洪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完善财税体制，建立现代制度”，为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探寻现代财政制度的历史逻辑，挖掘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动力之源，对于我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路径及战略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衡量国家和政府治理能力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公款管理能力，这些能力受到一组基本的公共价值观的约束和引导。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旨，就是将这组价值观融入现代财政制度建构中。
金英君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
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对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亦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并管理社会组织具有深刻的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有效约束领导干部权力之制度笼子，除了编织主体应当由无职无权的普通民众充当之外，其所使用的材料（即单个具体制度）必须质优、各种材料之间的对接必须严密结实，编织的步骤与方法也要符合严谨、规范、有序等科学要求。
黄晓春
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随着2014年度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结题以及“1+6”政策文件的颁布，上海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架构即将发生重大转变。一种更强调以民生为导向、向下负责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强调多元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将取代传统上注重服务经济和行政推动的治理模式。
王思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深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系统的新探索，社会治理是政府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系统的进化过程。可以用新社会进化论理论分析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协同作用，社会工作的参与治理是服务型治理。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领域:中国政治社会学、中国政治制度、基层政权组织及制度与文化的经验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参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需要做出制度变革。因此，将政治参与纳入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轨道之上，避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社会失序，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政治发展意义。
丹尼·罗伊
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东西方中心亚洲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
翻译:思特格奇、夏姝婷
我认为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大战略，但其中的若干要素却彼此相悖。结果，中国的一项具体外交政策可能会有助于实现某一战略目标，同时却对另一战略目标不利。
陈威
西南财经大学
余文
西南财经大学
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社会组织没有充分发育，政府在选择购买方时常常面临无社会组织可选的窘境，或者根本没有合适的社会组织能承担相应公共服务的实施，或者是社会组织极其有限不能形成竞争关系，使购买公共服务的效率难以彰显。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主持人
“专项治理”之所以在政治实践中被广泛应用，除了它具备政治动员功效和历史经验的可推广性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伴的现实原因，那就是常态化管理的缺失和社会法治化的不足。
石亚军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高红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
本研究试图从政务、商务和社务的边界勘定出发，通过对政府如何握有以及握有哪些市场和社会的本职分析，探讨本该由市场和社会掌握的权力在回归其手中之后的定性与载体问题，以期回答政府在职能转变中向市场和社会转移的究竟是什么，这一当前政府职能转变急需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的现实问题。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中国倡导“共赢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21世纪人类共同进步的必然选择。中国在崛起进程中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如何才能快速推进债券置换工作？一个流行的版本是实施“中国版QE”。“中国版QE”的概念最早源自定向调控，即央行通过向金融机构办理抵押特定贷款业务（PSL）的方式向市场上注入流动性，从而为某些政策性投资提供贷款支持。
张英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上世纪80年代推行村民自治，搞了二三十年，现在社会不太关注了，村民自治疲惫了，因为它没法解决许多深层次的现实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改革与之上下互动。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从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官员消极观望式的“不作为”可能与对未来政治信心不足、反腐败高压之下对未来预期不明、政策转型需要适应期等要素有关。需要针对不同可能性制定相应的方案，要采取一系列切实的行动，增强官员的政策信心，明确官员未来预期，缩短政策转型的适应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