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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国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博士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教育不能坚守避战,也不能任由互联网“肆意妄为”,而是应该从教育变革的真正需求出发,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让教育在“互联网+”的“风口”飞得更高、更稳、更远。

孔洞一

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欧洲城市化研究所在读研究生

发展到今天的T.F.基金会以及其托管的董事会机构,是德国民间力量参与到社会化服务设施建设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这样的成功依靠的是,长期奉行的慈善理念,积累足够的资本和社会声誉,专业的技术素养,以及德国政府在社会养老和社会救助方面的政策扶持。

陈德胜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规划专家

李洪侠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研究员

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目标,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2015年一季度,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情况下,31个省区市的区域经济运行走势分化。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等

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相伴随,乡村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目标和治理过程三个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这些转变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认同冲突和利益冲突问题,从而使乡村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多样而复杂的要求。

张德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必然是对现行征管机制的重大考验。长期以来,我国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建立在以企业纳税人为主要征管对象、以间接税为主要征管内容的基础上,缺乏对自然人及其直接税的有效征管机制。这种情形,是造成我国个税改革迟迟未有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海远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收入除了用于消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更没有什么像样的不动产。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以及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的政策导向下,财产存量在中国居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财产差距也日益增大。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

公路姓“公”,这里,“公”是指公用事业。公路建设和养护,首先需要巨额资金,这里,资金是且只能是以多渠道方式筹集。所以,公路的定位是“混合物品性质的公用事业”。

高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欧洲是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欧洲国家在质量进步方面拥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经验,这些国家所制定和实施的质量政策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沈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家”“国”关联是理解“差序格局”宏观建构的关键,“家”“国”之间“移孝作忠”的伦理设计并不能消解“化家为国”的潜在紧张性,直至宋代科举制的完全确立才标志着绅权与皇权相联结的“家”“国”同构真正得以确立起来,但“移孝作忠”的伦理形式背后却是绅权依附于皇权的利益共享机制。

陈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放眼未来,审视现状,上海在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和开发利用方面仍存在一系列短板,未来可以着重从筑基、搭台、破墙、提效、聚才五个方面协同行动,予以加强。

庞凤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丽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及本轮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连续实施了逾30年的减税政策,该政策在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所具有的减税规模的确定性、主要减税方向的针对性以及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等都对我国当前仍在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詹得雄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在西方的许多精英仿佛陷入了“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指责中国和新加坡领导人“专制”、“独裁”;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和新加坡创造了奇迹,并表示钦佩。当然,不服气的人还可以自我安慰:看吧,他们迟早要垮台!

罗思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

翻译:岑少宇

观察者网

中国目前正在按照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确定的框架,对国有企业(SOE)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决心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申端锋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领域:公共管理、基层治理、三农问题

税费改革后,面对日益加剧的村干部非职业化管理困境,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推行村干部职业化试点,试图通过激励系统的重新设计来解决村干部不胜任的难题。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重在解决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保健因素,却忽视了基于自我实现的激励因素,而后者则更为重要。

桂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近年来,中央农业工作重点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片面理解为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普遍出现地方政府帮助工商资本下乡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的情况,发生土地流转大跃进情况。

亨凯

缅甸华人,长期从事缅甸问题研究

缅甸民族问题之多、关系之复杂、利益之纠缠都是外人难以理解的,不仅影响到国内的和平发展,还影响到了与邻国的外交关系。中国虽然坚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但克钦与果敢的战事处于中缅边境,对中国的国土人身安全也造成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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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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