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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贝淡宁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模式的胜利将有助于为该体制提供民主合法性。国内外批评家常常指控中国政府因为没有民主选举和缺乏民众的支持因而在本质上并不稳定或缺乏合法性,如今是民众而不是政府会让他们闭嘴。

王习农

商务部投资促进局研究员、全国新农村建设实施委员会副主任

姬肃林

自治区党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当今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的广泛推广,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都在加速,升级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在这种大背景下,扎实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当认真借鉴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著有《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等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使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金融全球化已来,大国汇率的变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本流动已成全球市场变动的风向标。尚未定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变革,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中国汇率政策实践所体现的智慧与取得的成就可圈可点。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选择显得纠结而艰难。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管理,著有《模式经济学新探》

牟维勇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互联网+”再度发力,一次静悄悄的经济革命在酝酿中。在渐次诞生的各种新业态经济中,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分享经济的兴起。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区域经济,著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等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重要的特征,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二是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换。第一个转换已接近完成,第二个转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仍明显滞后于第一个转换。

周建高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住宅政策、城市化的东亚比较等

对于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中低收入老人居家生活困难,本文从住宅硬件的改良、福利设施的合作、社会交往等角度全面揭示了日本公营住宅制度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变化。

谢琼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研究员

慈善事业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是十分有益的社会事业,也是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慈善事业发展滞后却又广受质疑的背景下,完善监管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著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日前来沪出席市“十三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和(600663)论坛活动期间,谈了他对以色列创新特点以及上海发展知识经济的看法。

肖唐镖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与地方政治、政治文化与抗争政治研究

没有县域层面的民主自治,村社自治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其瓶颈桎梏就难以摆脱,基层与地方政治生态中的顽疾也难以根治。应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按民主、科学与法治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将基层治理创新纳入“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与现代国家建设战略同步谋划。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前任院长,博士生导师

既然服务问责的对象是全体公共服务提供者,因此要实现问责到位,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绩效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监督,要有效地运用各种方式监督公共服务质量,及时反馈出现的问题。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研究领域: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中国经济》等

对于当前和中长期的增长速度,始终是时下关于中国经济的最大关注点。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实现了7%的增长率,既如年初确定的增长目标所预期,又令人颇感来之不易。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朱天谱

中国人民大学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社会结构再造,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和《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首次明确规定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之后又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居和工作。作为一种“终身身份和世袭身份”的户籍制度,成为中国进入城乡二元社会的重要标志。

陈朋

中共江苏省南通市委党校

如果将国家治理视为一种博弈,那么缺少信任根基的博弈将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经验表明,国家治理既不能靠“硬权力”的强力推动,也不能一味依靠妥协让步来维持,而必须以社会成员的信任为基础。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国有企业、产业经济、科技金融、公司金融、发展经济学,著有《共同基金与投资者行为研究前沿》等

许召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朱鸿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博士

自2012年左右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着经济结构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要求。

许叶萍

北京邮电大学

石秀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统合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根据特定的组织方式和关系原则建立起来。其构建机制是“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四维一体。在这里,“机制”即为社会结构的“胶水”,它带有明显的箍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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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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