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和哲学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拉康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等
编译:诗婷
难民是我们支付给全球化经济的代价，在这种经济中，商品——而不是人——被允许自由流通。被外国人所淹没的多孔边界的观念，是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移民并不是只是在欧洲。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研究领域:都市文化与传播、都市化进程、城市文化发展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不期而遇。前者直接导致了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枯竭和污染,使城市深陷于各种城市病而不可持续,后者则亵渎了一切传统社会的美好价值和信条,使城市人精神空虚、无家可归。我国东部城市群走的是“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尽管在短期内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导致了“物质文化”与“人文精神”、“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严重失衡。因此,培育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积极协调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机制,推进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体框架下重建和复兴不同区域的“小传统文化”,使之在城市群层级体系建设和区域一体化与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势在必行。
毕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规划系博士生
城市政治学就是对城市权力的追问，无论是“向权力讲述真理”还是“参与决策权力”，这都是规划的一个基本前提问题。城市权力源自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于对包括空间在内城市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既是组织、目标，也是过程、结果。
朱辉宇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作为一种“隐性制度”的道德，不仅能够对主体行为进行软性约束和柔性引导，而且能够通过与其他“显性制度”的互动来参与制度建构与创新，弥补“显性制度”无法实现的治理缺失，赋予社会生活以理想和崇高。
钱宁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研究领域: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问题与发展理论、社会工作等,著有《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集体主义——论社会福利的政治与道德基础》等
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项治理养老难题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各地的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和可供借鉴的经验。总结这一政策的实践经验，我们看到，虽然在试点或局部的推进中，其治理效果已经显现，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并制约着这个政策的推行。
刘焱白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劳动法研究
在劳动合同中，除了当事人条款，其他法定必备条款的欠缺并不影响劳动合同成立。法定必备条款不是合同效力的评价对象，也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仅规范行为而不对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因而欠缺也并不导致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
何绍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伦理社会学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等;代表著作:《办点:红村扶贫开发的故事》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们安身立命、获得生活意义之所。社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确保陌生人社区和谐稳定，就要积极推进陌生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社区治理走向善治。
西蒙•库柏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翻译:陈隆祥
我喜欢看到欧洲人在机场站成一排，欢迎抵达的难民。但制定政策，不能长期以人道主义为指导原则。我们自由主义者需要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提出观点：欧洲大陆有需求、有空间也有能力接收难民。下面是一份欢迎难民到欧洲的务实宣言。
鲁传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网络安全、网络空间治理
智库在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负责生产知识、讨论公共政策、交流信息并提供解决方案。在参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决策的进程中，美国智库逐步分化为安全导向、自由导向、国际战略导向和专业技术导向四类，它们在政治倾向、关注议题、政策立场上各有侧重。
周长征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国际法,著有《劳动法原理》等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因为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长缓慢而造成的内需不足。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更应当积极贯彻实施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的各项劳动立法。当前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司法能动主义带有地方化的色彩，很容易造成劳动标准方面的“探底竞争”。
姚美雄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人口学者、高级统计师
我国是至今全球唯一尚未进入发达经济体就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因而，根本的是我们要正视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这个事实，迅速全面放开二孩，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扭曲的人口结构，至少可以推迟人口峰值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人口结构。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侵权行为法、人格权法、债法、物权法和亲属法,著有《杨立新品百案》等
在我国民法总则的总体框架设计上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否规定权利客体以及怎样规定权利客体问题。这关系到民法总则框架结构的理论基础，也关系到民法总则规定民法一般性规则的基本内容，必须予以重视。本文探讨我国在民法起草过程中对待权利客体态度变化的成因，同时就民法总则规定权利客体的应然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卓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领域:金融体制改革、城镇化
如果依靠“强心剂”长期托市，过高的泡沫和杠杆就难以去除，股市自身的价格调节机制将逐渐失灵，那么当市场下调的风险再度来临，我们将面临政策空间不足的问题。同时，鉴于制度存在黏性，危机时刻恰是推动金融制度改革的好时机。
林民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外交决策等
在当前的状况下，期待消除“对峙”的产生，那是不现实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是，中印媒体和军队都“讲政治”，以大局为重，不再以归罪对方的方式来报道“对峙事件”。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代表作《后来居上:中国工业发展新时期展望》等
我们的政府最后是要按照创新的规律来推动创新。虽然关于“互联网+”的创新涉及到很多的利益调整，比如网购与实体商场，比如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政府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更重要的是，政府一定要非常明确地支持创新，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要正确处理相关问题，化解一些矛盾。
弗朗索瓦•埃斯堡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特别顾问
编译:陈隆祥
你或许认为欧元区危机很严重。如今，欧洲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莫过于大批难民的涌入，他们是为了逃离叙利亚的大屠杀，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动乱。同样清楚的是，事实证明，欧盟的反应及其收容机构都严重不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