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阿里巴巴研究院
互联网+在内涵上根本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或者说互联网重新定义了信息化！我们之前把信息化定义为：ICT技术不断应用深化的过程。而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经过互联网改造后的在线化、数据化。
王卓君
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文化学、哲学、教育学
余敏江
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通过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引入，新型智库需要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在公众、智库专家、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中寻求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新型智库不是封闭组织系统中智库专家的自我呈现描述、内部建构和行动，而是与公众、政府共同的实践行动。
戴维•皮林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编译:邢嵬
中非关系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开采原材料的范畴。“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并非大宗商品出口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中非关系专家德博拉•布罗蒂加姆说。这两个经济体跟中国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并且多年来增速令人瞩目。“所以，中非关系还有别的东西。”
苏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财政支出政策,“三农”财税政策,能源、环境与气候财税政策等,著有《中国开征碳税:理论与政策》等
尽管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比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来考察和审视我国的财政体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政府间事权划分看，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行为失范。
谷树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维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然资源资产理念的提出，是系统反思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模式的结果，是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优化设计的结果。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监管和合理化经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良治的重要举措，是树立负责任大国地位和形象的必然选择。
朱松岭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行政法学、政治学理论、两岸关系、台湾选举、台港澳法
两岸政治定位的变化实质是政治对立的结果，政治定位的变化是对法律定位的游移，是两岸政治力量和岛内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民进党现在也开始主张从宪法层面获得共识，两岸政治定位开始回归法律定位。未来两岸政治定位的解决在于两岸在法律层面或者宪法性文件的解释层面上达成共识。
郭焦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气体清洁能源发展”课题组
洪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气体清洁能源发展”课题组
武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气体清洁能源发展”课题组
经过20年的价格机制改革，特别是2011年引入“市场净回值”定价机制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天然气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为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最终形成由市场竞争决定价格水平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打下了基础。
李忠夏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国家所有权是近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许多学者开始从公法角度探讨国家所有权，并主张宪法上“国家所有权”的存在。但这种观点并未认真从基本权利主体角度加以反思，未深入理解宪法财产权的社会本质，也未从我国宪法的文本、结构以及历史变迁角度对“国家所有”条款加以理解。
沈俊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课题组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涉及行业多、覆盖面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等特点。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占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不断上升。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信息化。
谭英俊
广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公共事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与日俱增，政府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作为回应公共治理需求的治理新思维，合作型政府因其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创新性而大有成为公共治理潮流的趋势。
邱晓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四个新红利正在积蓄之中。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是因为对很多中国经济过去的红利在消失、在弱化而产生的，但是在这边我想提醒大家，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四个新的红利。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形象地说，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底。
易鹏
盘古智库理事长
李玲飞
盘古智库学术秘书
中国未来城镇化一定要在乎“里子”，而不是在乎面子。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中国还有数亿低收入阶层群体，他们要进入城市，不可能像企业家生活在CBD区域一样来看待这个城市。
刘奇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代表作《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
农业现代化追求的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而是五大目标同时推进，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集合目标。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够明白财政支持农业现代化从哪儿入手，怎么支持。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雷德曼讲席教授、副院长、经济系主任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成了企业的保护者。虽然并不是对每家企业，但是大部分地方政府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成了保护者，也成了它的帮助者和推动者。尽管我们普惠的制度化营商环境还不完善，但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和动力为某些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是不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呢？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广义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人口红利、结构人口红利和质量人口红利三个方面，十三五期间都有重大红利空间可供发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