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小庆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宏观策略总监
我对中国经济，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两个基本特征，一个老龄化，一个高杠杆。短期而言，我对目前债券市场的持续上涨是偏谨慎的，风险在于市场对经济悲观预期的修正，当然如果收益率能够有明显的回升，又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机会。
丁道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讲师
应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共时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发现中国德育理论的发展起点，而不仅是对德育现实问题的反思。出于德育研究者群体自身的合法性需求，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德育理论之间表现出强烈的同质化倾向。这意味着研究者更注重对同侪理论的模仿，而缺乏实际的问题指向，形成一种同质化陷阱。
楚树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研究领域:美国问题、台湾问题,著有《接触与防范: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等
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而不取决于美国。原因在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维护世界的主导地位的战略从未改变，无论谁当选总统，只是个人风格的差异。
李寒秋
湖南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室副主任
在南海危机中，中国外交更为重要的是要汲取其他国家的历史教训，不要把有意无意地把外交争端激烈化当作转移国内矛盾，谋求政治合法性的手段或者主动走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之路。
胡友志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变革时代的教育公平问题及其政策治理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值得反思的社会正义问题。以当代正义理论的分配、承认与代表权的三重维度，“先验制度主义”和“现实比较主义”的两种进路为基础，建构一种多维的教育正义观，反思教育政策设计的程序正义，为教育制度“正义”构想的价值辩护，并倡导对日常教育生活中“不正义”的积极消除。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翻译:杨晗轶
观察者网
在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方面，中国需要更多的军事盟友，才能维持东亚的政治平衡。由于世界中心从跨大西洋转向亚太地区，美国若想遏制中国的崛起，很可能将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若能恢复其1982年以前的结盟传统，与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友结成新的联盟，将能塑造一个有利于民族复兴的环境。在该地区内，越多美国盟友成为中国的盟友，华盛顿方面达成“再平衡战略”目标的机会就越渺茫。
李寒秋
湖南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室副主任
而在感同身受的基础上，如能超越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情感纠葛，则必将在外交利害关系的计算上更能冷静自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更加不受干扰，无论对友对敌均是如此。进一步而言，外交决策者如能达到这个境界，异中求同，化敌为友，亦属同一思路的自然结果。
史正富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具有企业家经验的经济学人
要怎么实现？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体系。这是一个准市场性的组织，背靠政府性，国家资金引导的体系。本职是用资产负债方式，代替国家的收入方式解决国家战略基金投资的可持续性。这种机制要代替国家拨款，从而可以和市场进行体系相融合，不耽误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力。
马华
许昌学院副教授,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
自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先后遇到了制度之困、组织之羁和能力之缚等问题。为解决上述困境，“水月实验”“岳东实验”和“南农实验”分别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三个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递进式尝试。回顾、反思三次村治实验的历程，有助于我们发现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机理，探索新时期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杨小勇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国际关系
对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多以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从而导致的“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两国复杂微妙的关系。所谓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是简单的历史类比而对中美关系进行的粗浅而过度的解读，实际上经不起推敲也没有现实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研究”课题组
执笔:何宇鹏 陈春良 叶兴庆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我国传统村庄在地理边界、人员构成和发展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浙江农村主要在现行村民自治框架下，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村民自治的产权结构基础等方面，对以行政村为单元的村民自治制度进行完善。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著有《改革的逻辑》等
这些年出现多少风口啊？大量的钱用到有限供给的环节，价格不管你怎么叫喊，价格都会起来。价格一起来，人就会形成预期，预期它还会涨，人们就会追涨杀跌。金融的危险就在这里，因为它会自我证明、自我强化。
朱国伟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行政学基本理论
在价值共创的治理系统中，通过跨治理主体的流程再造，以责任分解促进协同配合的治理体系。使“三叶草”式分布化的治理模式向相互衔接的“整体性治理”转变，由全面管理向流程化、网络化转变，从单一的结果控制转向过程与结果并重控制，从而在治理结构优化的同时，实现整体治理效力提升。
杨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俄罗斯、中亚社会政治发展、国际组织与国际法,著有《俄罗斯政治转型与对外政策》等
吉尔吉斯斯坦在中、吉、乌铁路项目上的立场从积极参与到提出异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吉政府的态度受国内社会、政治氛围的影响很大，其立场反复摇摆。
才凤伟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造就了农民工生存的具体情境，这个情境存在着诸多共性，经久不衰的“打工经济”，是农民工创业者进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而伦理导向下的“理性小农”，使创业者的行事原则既有现代理性的特征，也保存有乡村伦理的特性，各种微观与宏观环境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是统一政策标准,分企审批,即制定统一政策标准,使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政策标准作为依据,同时每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必须上报国资监管部门审批。二是统一产权管理,建立统一、开放、规范、高效的产权交易市场,严格执行产权交易进入市场制度,加强产权交易的监管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确保做到混合前公平评估、混合中阳光操作、混合后规范运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