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陶冬
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研究领域:中国经济等
中国经济要想走出目前的结构性困境，唯有求救于供应端经济学，从制度突破、国企改革、减税、活化小微企业、创造具有人气的新型消费产品入手，从打破垄断、消化过剩产能、控制财政赤字入手。要中国经济“芝麻开门”，口诀是“供给端突破”。
陈恩挚
青年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面放开二胎可以被理解为又一个“计划”，也可以被认为是终结“计划生育”的过渡政策，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笔者更愿意认为，这是管理模式和方式的转变，是一次市场化改革。
沈铭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
TPP或者其他任何自贸区对美国而言都不是其最终目标，它不过是美国在其相对实力下降背景下，在全球层面开拓市场准入机会，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的政策工具而已。
王戴黎
Roubini Global Economics东北亚高级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中国、日本及韩国宏观经济
政策制定者应在仍有能力平抑经济波动的条件下，以务实的态度尽快推动供给端改革；短期内不应对改革的成效抱有过高的期望；对市场干预则应避免由“有限管理”上升为“全面控制”。
鲍盛刚
曾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尽管经贸关系是目前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美国更认为中国是威胁，是对其世界老大地位的挑战，所以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不定，而这无异于自绝于第二次中国机遇，闭关自守与自我边缘化。
邓聿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曾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任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的结束，这些边缘中产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上层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们中的大部分随时都有可能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突然被甩入到贫困阶层甚至失业者中，重新沦为贫民。这就加剧了“激进”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中产阶级处境的恶化是一个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北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著有《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等
G20对中国充满期待，中国也对G20充满期盼。G20是世界经济治理的最合法平台，是增强我制度性国际话语权的最合适载体，是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最好机会。我们有十足理由对明年杭州G20峰会充满期待。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农村发展、扶贫、可持续资源管理等,主要著作有《发展理论导论》《普通发展学》等
在物质和发展阶段的条件趋于成熟的情况下，困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农村贫困问题，有望在较短的时间得到缓解。实际上，农村温饱型贫困已经基本消除。目前农村的贫困，主要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收入和收入分配机制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和总体福利的差异。精准扶贫需要综合的措施配套。
高王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乾隆晚景》、《乾隆十三年》等
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当代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清代同样遇到“人口问题”。多种经营相当发达。同样出现了农村工业问题。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综合处处长、中国知名“三农”学者,著有《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等
村党支部、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者之间职能不同，性质各异。但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政社合一”体制，至今未能得到应有改革，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强化。在农村实行村党支部、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有其突出的正面效果，但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胡伟
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博导、华东师范大学讲席教授,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中国政府与政治,著有《政府过程》等
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强大政治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夺取“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服务经济与贸易、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根据现在的经济态势，主要是政府的债务率水平，以及可能的政策效果，我们应该加大减税的力度，从结构性减税到普遍性减税，以培育并激活微观经济的活力。这也许是能够贯通短期和中长期，并有效改善供给端的政策选择。
鲍盛刚
曾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大国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划分为崛起，繁荣与衰退三个阶段，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国的生命周期变化节奏变得更快。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吗？
刘山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站研究员,著有《中国的宪政选择——1945年前后》等
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有42%的受访者自称是中间派，另有15.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中立。而香港社会常规的两极——建制派和民主派呢？有28.4%受访者表示他们倾向于民主派，有11.4%受访者表示倾向于建制派。倾向于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只有不到四成。换句话说，这两个加起来还比不上中间派（42%），中间派才是这次调查中最大的群体。
朱幼平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分析、市场调研、行业与信息系统研究等
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意味着今后的创新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阶段，而要主动担当、敢于冒险，把创新作为自觉行动，多开展原创性的创新探索和实践。
詹姆斯·霍姆斯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教授
翻译:尹宏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新华社副译审
这种战时预后背后的演绎推理似乎是这样：除非岛屿要塞完全自给自足，否则就经受不住攻击。在防御力量或后勤方面，中国的人工岛屿不能自给自足。那么，为什么发愁呢？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