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亨利•保尔森
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
席,著有《与中国打交道》等
翻译:马柯斯
全球资本市场是强大的力量。加以正确引导，它们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并开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未来。
菲利普•戈登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外交关系、美国外交政策,著有《Winning the Right War:The Path to Security for America and the World》等
翻译:马柯斯
在叙利亚，缓和冲突才是重中之重，即使这意味着暂时搁置有关阿萨德最终命运的问题。一份为地方治理留有余地、使人道主义援助成为可能、终结阿萨德政权每天对逊尼派进行的轰炸、并且最终为政治过渡铺平道路的停火协议，比任何正在讨论之中的军事或政治措施都更能动摇ISIS的根基。
邵宇
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全球宏观策略、固定收益和金融工程,著有《证券投资分析:来自报表和市场的见解》等
整个新兴市场的船板正在剧烈摇晃，中国历来是新兴市场的旗舰和压舱石，具有风向标和最后防线的作用。
熊光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制度、当代国际问题,著有《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等
中美双方要多沟通、多交流、多协调，增强政策的透明性，并使对方明确自己的战略意图、利益诉求和底线原则，正确判断各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态势，准确认识双方的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不被国内政治环境所绑架，就能够增强战略互信，避免陷入相互猜疑和安全困境中，中美两国一定要注意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张敬伟
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与金大中前总统的理想主义相比，金泳三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这两位前总统的政治特质，也成就了如今韩国政坛的两大政治光谱——进步和保守。由军人独裁和民主宪政的你死我活到进步与保守的制度化博弈，也是两位金姓前总统对韩国宪政体制的贡献。
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研究领域: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等,著有《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
我们距离世界是有距离的，国际上只承认最优，不承认次优，次优可以考虑第二套方案，但是在竞争的过程中，产品责任最优。我们距离有很长的路，我们就很难说我们的经济进入到新常态。
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研究领域: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等,著有《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
在新常态之下，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继续实行工业化，让高端的制造业发展起来，要扶贫开发，让农民把环境搞得更好，而且生存条件也能够不断提高，关键还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是我们一直没有走好的一条路。
华生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著有《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等
下一步国企国资改革究竟往什么方向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我们究竟是走政企分开的道路，还是走政企合一的道路？我们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选择自相矛盾的两个方向的路，否则是没法走的。
曾瑞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研究、西欧社会党的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中外社会保障理论比较研究等
虽然社会建构福利的能量已经发动，机制正在形成，但是，福利体系的社会建构潜能仍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家维护的公民社会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能动社会并没有在社会福利体系转型中发挥出全部动能。当代中国的福利体系变革正在呼喊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三大主体综合用力，建构新的互促互利机制。
牛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副系主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外交决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著有《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等
在冷战的年代，对于所有参与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完全无法获得苏联及其阵营方面的档案资料，这种情况在冷战后一个时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研究领域:经济与金融理论等,著有《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
朱振鑫
民生证券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
2015至少告诉我们三点经验：当所有人形成一致预期，很可能是一致错误；政策冲击只会改变经济的节奏，不会改变方向；市场有时会偏离基本面，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偏离越多，回归方式越剧烈。
严海蓉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研究方向:社会经济、中非关系、城乡关系、中国农业的发展与演变等
东亚“现代化”之后的农业和农村实际上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粮食大量依赖进口，农村的空洞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伴随着“新娘短缺”导致的“外籍新娘”的涌入。而农民组织化，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历史经验，还有现在依然存在的一些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参照，理应走出一条自己的组织化的道路。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等;著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等
有鉴于城乡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趋势，必须全面深化城乡住房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建立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城乡一体的住房制度体系，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约束，三端相衔接”的城乡住房供应体系，建立富有弹性的城乡住房自由流动机制和增减平衡市场机制，建立城乡一体的相关配套制度，保证城乡之间不同收入水平居民通过市场和保障获得适当住房，并随其收入变化和空间迁徙而动态调整。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研究领域:“三农”问题、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著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等
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殊要求出发，从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任务，坚持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实施抓手和衡量标准，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Louise Stigsgaard Nissen
哈佛大学尼曼学者
翻译:黄昕宇
有些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叙利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房子被阿尔巴沙尔-阿萨德的炮火炸毁，而将ISIS视为当局政权外的默认选项；有些人为ISIS而战，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路子谋生；有些人对ISIS治下相对严格有序的社会规范感到欣慰；还有些人，被一种难以名状的乌托邦理想所牵引，与稳固的民主社会渐行渐远，比如阿布。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致力于村治研究,其学术团队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假定允许城郊农民作为交易主体出让承包土地，城郊农民事实上也就成为了土地食利阶层，他们可以获得极大数量的土地利益，但是，这部分可以出让土地的农民仅仅只可能是城郊的很少一部分人，而不可能所有农民都有出让土地从而获取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的机会。因此，这种说法其实不是站在农民市场上而是站在食利者立场上。问题是，新中国已经消灭了食利者，我们还有必要再重建食利阶层？！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