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美频
湖北省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县域金融工程由金融规划工程、金融创新工程、企业上市工程、资源整合工程、产业金融工程、保险业金融工程、新型城镇化金融工程、金融风险管理工程、区域要素市场建设、综合扶贫金融工程等部分组成。这些工程是破解上述区域经济发展难题的有力武器。
田国立
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近年来，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日益增多，境外经营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巨大。然而，中资企业往往难以筹集足够资金，因而不得不放慢海外拓展市场的步伐。未来更好地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应发挥政府、金融机构和“走出去”企业的合力，增强企业配置全球资金的能力。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
当前中国的大多数利益冲突是低烈度、碎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公共事件当中，当事人正在从具体的利益诉求转向抽象的权利诉求。当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步清晰、日益成熟，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转变传统的治理方式，将民间力量纳入治理体系，用制度化的方式、而不是个案的方式（特事特办）来解决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会议产业
就中国而言，《巴黎协定》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此刻开始，中国已经在原有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注入新的动力，包括建立南南合作基金、做出新的减排承诺、率先建立全国性碳排放市场等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减排上，更是要在“方案”和话语权上输出中国的经验和理念。
肯南·马里克
Kenan Malik,生于印度的英国作家
翻译:听桥
很多研究显示，那些被吸引加入圣战组织的人士并不一定是被基本教义派的宗教主张所诱惑。一项由英国军情五处(MI5)于2008年进行的有关极端主义的研究遭到媒体曝光，该研究注意到，“相当多卷入恐怖主义的人士远非虔诚的狂热分子，他们并非定期参加宗教活动”。
万钊
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利率和汇率的研究分析
美联储与市场在加息路径上出现分歧，预计2016年美联储加息路径比市场预期要更快，需高度关注美联储“鹰派”风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冲击。
侯峰
旅美工程师,文化和战略观察者
发达国家和中国富裕起来的人们如果真心关注人类的未来，首先就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把文明的成果分享给还处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穷人，只有有能力挥霍的人们都身体力行，节能减排，才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降低污染的手段。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讲师、博士,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国家理论,著有《美国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等
归根结底，当下世界还是一个美元化的经济世界，与美元脱钩是个理想，也是制衡美元“嚣张特权”的关键一招，但前提是有一种可以跟美元媲美的高能量货币。
陈积敏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丹佛大学访问学者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现象反映出美国很多人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斗争的窠臼当中。就此而言，为了保持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美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思想大解放、心态大调整，需要认识到当前的时代特征与国际社会的主流需求，而不能总是抱着教条主义和冷战思维不放。
罗思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因此，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不顺应经济规律、不符合经济法则的政策不会取得成功。中国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保证年经济增长率至少6.5%。在此背景下，正确的经济政策对中国能否达成目标就至关重要。这尤其适用于中国媒体近来热议的“供给侧改革”。
丽塔·伊扎克
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
与健康直接有关的是，少数群体常常处于脆弱境地，这涉及饥饿、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高度贫穷和极端贫困，缺少就业机会或有保障的收入形式、土地或土地所有权问题都影响到他们的粮食安全。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著有《改革的逻辑》等
互联网的出现触动了原来的格局，触动了原来大家习惯的生活秩序，触动了原来的观念和利益，这就形成了一个时期所谓的热点问题。一项新技术如果是适用的，从长远来看这种社会利益是无法阻挡的。实现这种利益的过程也许是曲折的，这取决于我们的法治环境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观念。
张瑞海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评价中心教育督导研究室主任张瑞海研究员
本文对英国目前常用的三种学校督导工具，即《学校督导框架》《学校督导手册》和《学校评价指标》的内容、结构作简要介绍，以期为我国各级教育督导部门编制学校督导工具提供借鉴和参考。
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研究领域:公共理论与政策等,著有《公共收入》等
下一步应该把部分事权的履行上移，就是把事权的执行上移到中央，中央的事情自己做。同样，一些该地方决策的事，决策权要下放给地方，中央不能什么都管，国家治理应该分成国家层面的治理和地方层面的治理，要分成两级治理，用这样一个框架来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真正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企业组织、社会结构变迁、发展评估和社会分层,著有《和谐社会十讲》等
必须通过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得更多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实现向上流动。
杨英杰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学习时报—百度中小企业景气指数显示，2015年11月全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为98.4，仍处于景气临界值以下。本月景气指数比上月下降0.1个点，下降程度微小，显示有趋缓迹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1月中国制造业PMI为49.6%，比上月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11月中国财新PMI继续回升至48.6，虽连续第九个月低于50，但较10月的48.3略有回升，为6月以来最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