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金雄
延边大学党委书记,研究领域: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理论与管理
东亚秩序是动态的开放型的发展体系。它产生于华夏农耕文明的沃土上，稳定在东亚地区，伴随着汉代张骞开西域的“凿空”之举和唐代杨良瑶下西洋以及明代郑和高规格的七下西洋，不断开通、延伸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东亚秩序，把东亚秩序与丝绸之路内在联系的精髓——放眼世界、包容万类、共生共荣、和谐发展、和平友善等理念不断弘扬与光大。
史正富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把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放在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搞对投资结构上。也就是用面向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的“宏观-战略投资”引领企业自主的“微观-盈利投资”，用这种投资双轨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王晋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
对于此次访问，其实中国的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高层访问带动“一带一路”与中东沿线各国对接，尤其是通过与伊朗、沙特和埃及这样的中东大国对接，实现“一带一路”在中东的深化和落实。
滕泰
经济学家、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经济整体平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本不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刺激，物价得到控制也不是货币主义的功劳。就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
罗建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中非关系、中国对外援助、软实力与国家形象、中国外交战略等,著有《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等
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中非合作大有可为的新“增长点”。对于当前仍面临严重治理问题的非洲国家而言，政治发展的主题不仅仅只是政治民主化，也包括同样重要的国家秩序、治理能力和政治稳定等问题。中非双方完全可以在民族建设、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等领域进行坦诚的经验交流与互鉴。
杜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新旧精英的更替实际上通过“共谋”的方式表达，并促成了基层政府以项目为中心的治理目标的实现。由于精英更替的不可逆性和悬浮性，随着政府行为退出和利益输送中断，村庄日常治理可能面临去政治化的困境。
林泉忠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辺境东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冲縄・台湾・香港》等
年轻世代与这次大选结果的关系，不应笼统地一言概之，而应从选情、社会氛围、年轻族群三者的互动关系、首投族在此次选举的参与度与投票取向、选后总统府新主人蔡英文与年轻世代的微妙关系等来作更细腻的分析。
周平
云南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地方政府与边疆治理,著有《民族政治学》等
中国是历史上最早确立边疆制度的国家。但是，在两千多年的边疆发展中，中国的陆地边疆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因此，陆地边疆治理主要围绕族际关系展开，并形成了“族际主义”的治理取向。新中国成立以后，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仍然在延续。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领域: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
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德国哲学、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著有《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等
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身份有明确的独立意识，与世俗权力更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学术研究决不是为了当官，而是有自身的纯学术目标，他们对纯粹学问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的摆放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是不同的，甚至是颠倒的。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技与社会以及科技政策等,著有《科技政策:分配与规训的技术》等
周正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创新人才是建设创新型社会最核心的因素，但我们在探讨人才问题时，经常会遇到一个悖论：一方面，是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不时发出人才缺乏的呼声；一方面，却是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量，毕业的人才无处安放。这种认知与现实背离的状况让人们很困惑：到底中国的人才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看似悖论的现象其成因是什么？
杨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卫生部心律失常介入诊疗培训导师
在医院管理上，无论你怎样的管理、控制和制裁，你可以表面上管理住票贩子，但你管不住这里面蕴藏的价值和商机。这价值和商机被某些人发现并加以利用，并让一些并无竞争力的人通过金钱能够获得看病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救助了他们。这是荒谬的现实，但它确实存在。
封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三类，即残余的冷战结构、结构性的战略冲突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三类安全问题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段，却同时出现在亚太空间中，从而造成了复杂的系统性安全困局。因此，是否具备同时处理三类不同属性的安全问题的能力，就成为评估和判断未来安全架构有效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标准。
张来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政治法律、社会建设、国际问题研究等
从近几年我国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健康产业将会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实践证明，中央作出的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及时的。之所以正确和及时，一是因为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二是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董立人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事关党校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做好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指南。各级党校要把党校姓党作为立校办学之本，高扬党的旗帜，进一步提高干部教育培训质量。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著有《驻足边缘》等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农村贫困人口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状况事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绩效。调查发现，移民搬迁政策在实践中存在“搬富不搬穷”、“见户不见人”，“四移四不移”以及“背皮”搬迁等执行偏差现象。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