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著有《行政法制度建构与判例研究》等
近年来，我国行政区划建置与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日渐突出。行政区划建置突破了《宪法》规定，行政区划变更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滞后、不健全，行政区划变更程序不完善，存在隔级决定、忽视地方权力机关的自主管理权等问题。
孙平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要弥合宪法分歧，应当采取落实人权原则、限定宪法中“人民”权利的作用机制和功能范围、合理区分“作为权利的新闻自由”与“作为权力的新闻事业”、实现新闻自由保障法治化等措施。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与坚持党的领导不矛盾，在短期内要弥合宪法分歧，主要的还是应当依靠党的领导。
胡建淼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著有《外国公法译介与移植》等
如果世界上没有行政强制执行制度，那么，任何行政决定都会失去效力，从而导致政府管制的失灵。行政强制执行需要有合适的强制手段。“加处罚款”，在中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所设定的作为间接强制手段的行政执行罚制度，为不少国家和地区所采用。
郑也夫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贫民生活、弱势群体的利益,著有《走出囚徒困境》等
我同项飙一样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界风气之剧变。分歧在于对变化之原因的认识截然不同。项飙的判定近乎于：人亡政息。我的认识是：人未亡，风气改。
卢晓东
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部副部长兼元培学院副院长
高等学校需要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质量以为社会输送合格和优秀的人才。提升教学质量的核心机制是什么？逻辑上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问责，二是激励。
刘建平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地方发展与城市管理、农村发展与政策,著有《农业比较利益论》等
陈文琼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重点探讨资源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乡村社会现实及二者如何导致“最后一公里”困境。通过对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最后一公里”困境进行分析，力图突破体制、制度分析的框架，从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厘清“最后一公里”难题的生成机制，并找出其中的关键因素。
李兰永
山东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研究以最为复杂的农村失独家庭社会救助为研究对象，解决农村失独家庭社会救助问题，探讨失独家庭社会救助的底线，从而为城乡失独家庭社会救助提供基本的发展方案。
岳鹏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国家间在进行战略对接的过程中需注重供需平衡原则。供给国和需求国应对战略对接的内容和程度加以控制，使其处于两国供给能力和可接受成本范围内。当供给量或需求量超出对方的最大限度时，供需平衡关系将被打破，战略对接无法实现。调控合作性矛盾是维护战略对接持续性的关键，这要求进行对接的两国积极构建完善的双边或多边机制，通过国际机制来增强战略对接双方供需关系的弹性，防止合作性矛盾转化为竞争性矛盾，使两国的战略对接点保持在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最佳位置，确保战略对接关系的持久性。
安邦咨询
ANBOUND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示范工程。如果中巴如此“铁”的传统友好国家都不能把这个合作做好，将会带来比较显著的负面效应。除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之外，中巴经济走廊还面临着一个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巴基斯坦国内严峻的安全形势，尤其是其复杂的部落文化和部落政治，将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成败。
张红宇
农业部经营管理司司长,研究领域: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农村产权制度和农业宏观管理等,著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等
“十二五”结束、“十三五”开局之际，农业改革领域仍存在两大挑战。一是，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前提下如何补农业这个短板，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在全球农业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的问题。我认为，应对这两个挑战，发展我国农业，在“十三五”期间有三个着力点。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著有《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八次危机》等
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如何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王海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快步推进的时代，城乡教育平等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大挑战。教育政策能否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缩短城乡教育差距，是一个重大问题。春节期间，笔者在家乡考察了农村小学的教学情况、师资现状、撤点并校问题，认为继续开展撤点并校集中农村教育资源仍然是主要政策方向。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研究员、财新智库特约研究员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核心目标是系统性风险的识别、防范和应对，保障金融体系稳定性，即实现金融稳定职能。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风险传播和升级，促进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保障金融体系整体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并确保经济周期中金融服务的稳定供给，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即是说宏观审慎管理重在稳定金融体系。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研究员、财新智库特约研究员
系统性风险的应对特别是跨空间的风险抑制实际上会冲击到现有金融结构及其业务模式以及相关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大型综合金融集团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沃尔克规则这种具有针对性的监管举措对于降低系统性风险才是有实质性的，特别是可以有效防范“大而不倒”或系统重要性机构引发的跨市场风险传染。
田方萌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研究领域: 人口迁移、人才研究、国家竞争理论、公共政策分析
当流动人口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制度化的渠道又不能解决问题，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就会持续发生。在他们的城市身份意识还不敏感，集体行动也不能被充分动员之前，政府应当利用当前的时间机遇，着力提供更多平等的向上流动空间，以避免出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研究员、财新智库特约研究员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其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反思和改革，基本建立了以系统性风险防范为核心任务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英国、美国和欧盟的改革经验值得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借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