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波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
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心态开放、能接受政府随意“拆墙破院”的民众，而是心态开放的政府，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依法行政，以尊重市场规律、城市规划原理而不是“拍脑袋”方式决策，并虚心接受民众的批评与监督，及时调整不合理的决定。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研究领域: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著有《法律、习俗、与 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等
龚为纲
高原
最近几年一组优秀的中国社会学学者率先争论，中国社会和治理的关键机制已经从之前的“单位制”转化为“项目制”。他们大多认为，这个治理“转型”代表的是现代化和合理化，包括专业化和技术化，是从“管制型”到“服务型”治理的演变。
陶西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让失败率为零——教育改革的思考与实 教育家陶西平专著 教育家陶西平专著 践》等
在我国，教育公平已经从入学机会的公平转化为接受保证质量教育的机会的公平。因此，在义务教育已经全面普及以后，提高教育质量就成为义务教育的主题。均衡发展的实质就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罗大蒙
四川文理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徐晓宗
四川文理学院
公民是国家的基本因子，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是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性内在规定。中国农民作为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构成要素，农民获得平等公民权利和养成基本公民精神是民主国家建构的基本要求。
傅守祥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文史哲综合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文化哲学与文化产业、艺术哲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面临城镇化过程中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以及产业升级的挑战。许多外国学者称中国正处在水流变化最快、最变幻莫测的临界点附近。这个时刻，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用新文化迎接新型城镇化的到来。
刘明兴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与财政分权、农村的基层政府治理等
纵观2015全年的教育，无论是“十三五”规划建议等政策的出台、还是应对现有一些瓶颈问题，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都将成为教育的新常态之一，也将成为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即通过混合所有制学校的形式吸纳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这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著有《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八次危机》等
农业4.0确实需要与“互联网+”这个工具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其实，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也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生态化”。
任泽平
国泰君安证券宏观研究员
熊义明
国泰君安证券宏观研究员
货币攻击低风险高收益，固定汇率制存在脆弱性，尤其一国在内部经济结构脆弱时期经常面临内外目标平衡的冲突。各国货币危机应对的经验教训表明，市场化方式普遍被证明效果有限，非市场化方式反而取得了良好效果。
赵宇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社会学、品牌策划、管理沟通等,著有《现代政府公共关系概论》等
林尚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著有《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等
现代国家建设必然包含两个历史行动：一是国家制度体系建设；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前者是根本性的，后者是决定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定是在既定国家制度框架下展开，与国家制度体系保持内在的有机统一。任何国家只有成功地完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才能达成真正的现代化。
石丽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陆纪鸿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法宣处处长
本文从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切入，通过对上海市网络和宗教管理相关部门的访谈，试图探寻网络宗教的社会治理机制和尝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王达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金融数据体系改革将进一步完善美国的微、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加速传统金融部门的转型，引领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并对发展中经济体产生复杂的影响。
杨爱珍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随着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学界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研究从粗浅化向细深化方向转变，逐步改变那种粗放式的研究习惯。笔者撰写本文，试图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几对关系“‘领导-合作’与‘执政-参政’”、“制约与监督”、“民主党派组织发展与‘三个为主’的关系”等进行量化分析，以期对以往某些模糊认识作些说明。
刘占虎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巡视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方式。在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工作格局中，“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构成“制度反腐”的“两翼”。为有效解决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中存在的横向监督乏力、纪检监察体制吸纳社会监督力量不足等问题，应充分发挥巡视监督的“高位优势”。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
巴基斯坦政权的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直接关系投资环境。从国际政治看，美国、印度、沙特等均在巴基斯坦有利益诉求，尤其在瓜达尔港的开发问题上，印度已明确表示反对。同时印度和美国也在临近区域寻找战略支点以制衡中国。因此需要关注和防范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风险。
林民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人大重阳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外交部前驻印度外交官
着力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将有助于调动印度对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的态度，推动印度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积极性，倒逼印度与中国合作，如实施共同开发合作项目等。
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最为艰巨的“最后一公里”。意味着让农民工完整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不再被标签化为只有生产功能、没有生活权利的打工者。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被排斥和边缘化，不仅将损害经济效率，也蕴含极大社会风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