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美国提出的数字经济，其数字流动、数字贸易是数字产品的贸易，而我们提出的E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是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数据化贸易方式，即形成以数据化引领形成的贸易流量、贸易方向和贸易方式，从而突破传统贸易方向对我国形成的制约与遏制。
张占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
冯煦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景彤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周子勋
我国下半年经济走势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大概率维持原有的低波动趋势，波澜不惊。第二是金融。在政策环境稍有松动的情况下，下半年金融业改革和金融部门调整将继续有序推进，金融市场总体趋于平稳，也有可能爆出个别极端案例，从局部逐步释放风险。第三是外部环境。中美在经济上的角力会长期化、复杂化，这个要有心理准备，就下半年而言，贸易摩擦仍是最大变数。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国家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
从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来看，法治政府有着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救济法三方面的要求：其中机构和职能法定、服务型政府是行政组织法的内容，行政立法法治化、行政决策法治化、行政执法规范化、政府信息公开是行政行为法的内容，监督与问责的法治化、构建解决行政争议的法治体系是行政救济法的内容，这八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
丁辉
海德堡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
朱亚鹏
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
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政府在探索创新中形成了以政务中心模式、行政审批局模式两种主要的行政审批改革路径。政务中心模式和行政审批局模式不是前者被后者取代的线性演进关系, 而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展方向的两个并行不悖的改革选项, 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适用性。地方政府选择不同改革路径和模式, 固然要考虑到模式特征和优势是否适合本地需要和制度环境, 但也更受到地方竞争的影响:在没有上级政府干预和命令的前提下, 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受两种机制的支配, 一种是同区域间不愿学习借鉴的“排斥”机制, 另一种是跨区域竞争下的积极学习并力图超越的“赶超”机制。
李妮
珠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系讲师
模糊性政治任务的科层运作实质就是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常规的行政工具，采取常规化、指标化、形式化等行动策略，巧妙转换任务性质，确立任务竞争指标，扩大任务成效的政绩建构行为。由此，作为激励的(中央)政策目标转换为作为认知的(地方)执行目标被落实。就“科层组织”而言，丰富了组织任务完成的过程研究；就“创新”研究而言，提供了组织行为的研究视角。
崔璐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杨凯瑞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本文以智慧城市建设效率作为对象，从投入-产出视角入手，对智慧城市的投入要素和产出成果进行了综合分析，构建了一套包括7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175个三级指标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们所处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各种不确定性，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档期，财政政策更要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持续不断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深化注入“确定性”，稳住大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魏建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刻,过去的发展和增长模式已经改变了。过去,民营企业先找到银行贷款,然后寻找市场,最后才是到生产商品。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一旦有变化,例如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情况,那像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低效的市场需求的民营企业就容易资金链断裂,无法生存。对未来的企业发展的前景,关键的因素不是资本也不是是否有去杠杆的行动,而是理念,也就是下一步民营企业发展的理念是什么?
胡迟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经济上半年主要指标总体稳定、协调性较好，内需拉动作用增强，工业和服务业协同性较好。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但是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仍然突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
穆光宗
法学博士,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研究方向: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论,著有《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挑战孤独·空巢家庭》等
长期来看，生育率过低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譬如：年轻人口储备不足，适龄人力资源匮乏，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等等。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很不理想，问题严重，挑战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