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成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戚克维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的在于为国民提供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方便患者及时就医，然而公立医院自主权不足、管理专业化程度低、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其运营效率，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从政府定位、法人治理结构、监督机制三个方面观察美国和德国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其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陈朋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着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主要出发点是通过调整优化政府职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希冀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区域发展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实践证明，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其总体进展是顺利的，效能亦初步显现，改革活力和发展动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但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相比仍存在差距，尤其是在一些重点领域还面临突出顽疾，亟须寻求有效突破。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常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王丹利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助理教授
在控制了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其他特征后，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的城市，其土地出让价格越高。进一步地，关于新城建设的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时间越早，这样的城市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这些城市的新城规划面积更小、密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特别是，2009年之后，当建设新城被普遍用来作为遏制经济下滑态势的手段，在土地产权保护良好的城市，其新城的规划和建设更有效率，从而使得之后的政府负债率有所缓解。
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和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
就中国初始条件而言，开征房地产税是保证居住正义、遏制房地产泡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但是以往在此问题上民众的误解及学术研究上的乱象丛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一些基本问题及重要概念理解不清。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就像激素，GDP就是人的个头，前三十年中国“年轻”（人口红利）的时候打激素可以长个头，现在青春期已过（人口老龄化），激素只会让人虚胖。过去十年三轮大宽松，效果越来越弱，反应越来越迟钝。中国经济缺的是改革和创新，而不是货币，仅靠放水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只会带来虚拟的价格幻象。如果再宽松，见效时间会更长、反弹幅度会更弱、持续时间会更短。
连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但近期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增速均创下新低，显示内需增长放缓。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影响下半年出口增长。虽然面临较为严峻的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在6.7-7%左右的增速平台已经保持了三年时间，显示中国经济较强的韧性，预计这种韧性仍将在2018年维持。
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扩内需、调结构、促实体，眼睛向内的同时，关注重大风险，积极对冲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外部风险，贸易风险首当其冲。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作用。
姬超
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中国村务监督组织整体上已覆盖全国农村,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村务公开制度基本确立,但监督效果不够理想,监督力量有待整合,违规现象广泛存在,不同类型村庄的村务监督效果大相径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村务监督组织外生于村庄社会和经济发展体系,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建构导致适应性问题;监督主体参与能力受限,监督意识不强;信息不对称,村干部强势主导村务监督体系;制度滞后,依法治村难度大;治理失序,基层政府不能有效应对村庄事务。
钟宁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朱亚群
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生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九十年代中国实施的一系列住房体制改革成功开启了住房的市场化。这些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将各种资源引导到了住房投资上，由此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均住房面积狭小、住房质量低下的问题。不过，住房政策的骤变也对中国之后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1998至2000年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快速上升。而且，储蓄率的提高主要是由那些没有获得公房的家庭所导致的。基于上述发现，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住房体制改革是造成中国当下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竺乾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核心点是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它涉及了政府职能核心的权力问题。因此，此次行政审批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行使职能方式的转变，它更多涉及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的实质是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确定政府的权力范围，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