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第二，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第三，创新的成败依赖于互补和竞争性的一些技术，这个前景也是不确定的；第四，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这带来了产业政策悖论：当我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时，我们是以某种共识的存在和创新的可预期性为前提。但按照定义，创新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不可预测，没有共识。反过来，如果一个创新大家可以达成共识，大部分人认为是对的，那说明它已经不再是创新了。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和经济破位下行风险。当前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手段，从数量上看不足以弥补传统信用扩张渠道的缺口，从机制上看也不能确立新的信用扩张渠道。信用扩张不能尽快恢复，中国经济会破位下行，债务风险会重新突显。保住前期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成果，同时避免经济破位下行，需要建立信用扩张的新机制。
徐忠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在当前形势下，应当全面把握党的十九大强调的“三个有”，即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第一，应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与效率，以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为新时代改革提供有利的金融市场环境；第二，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夯实新时代改革的微观基础；第三，应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不动摇，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第四，应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正确引导地方政府行为。
吴重庆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慧鹏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决定了小农仍将长期存在。现代小农户已经不是传统自给自足的兼业小农, 而是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在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 各类资本主体占据优势地位, 控制着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 小农户形式上是独立自主的, 实际上从属和依附于资本, 有关农业产业政策也排挤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需要重新认识小农户的功能, 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使之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刘诗濛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可以看到，新的个税制度更加合理与优化。然而在这些调整中，除了专项扣除中的住房租金扣除按地区分为三档，其余条款都是全国统一。绝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全国统一的税率税制，体现了公平性。然而在深入的经济学思考下，事实并非如此。全国统一的税率税制恰恰会导致一种隐性的区域不平等。
崔卫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不论是从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还是从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都需要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把制度型开放作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主线，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体系，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制度型新优势。
崔历
建银国际证券公司宏观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
金融支持经济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整体融资条件是否对经济和行业发展构成制约；二是若有此制约，所需是股权还是债权。跨行业数据显示，国内大多数传统制造业行业已入成熟期，内部融资条件（现金流）比外部融资对企业扩张更为重要。盈利和现金流改善，才有持续的投资和融资。
范恒山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需要在以下五个关键方面聚力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然也就成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成为引领全国的示范区，必须坚持以发展制造业为本；高质量发展催生品牌，而品牌创造又推动和引领高质量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发挥相关功能平台的探索试验、支撑引领和带动示范作用；建立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
进入2019年，中央政府继续稳步推进“六稳”工作部署，通过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来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支持、减税降费等措施，以全面支持民企融资，确保民间投资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这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找到了破解政策执行困境的突破口。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多元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产业形态多元、经营主体多元等国情和农情，着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持续扩大开放的发展方向，立足中国供给解决中国需求，立足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