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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沈扬扬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资源研究院、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员

全民基本收入(UBI)是指长期为全体国民无条件发放一定数额资金。调查显示,多数群体提出领取了额外的钱也不会改变工作节奏,且越是高收入和高人力资本的群体,就越不倾向于改变当前工作节奏。年收入低于12000元的参与者在收到UBI后,其加班的意愿下降了56%,兼职意愿降低了52%。UBI政策的推行将最先改善子女教育条件和父母赡养条件,这有利于增进社会脆弱群体的整体福利。同时,较强的储蓄理念也会抑制UBI的实际福利改善效应。因此短期内可能较难观测到UBI的福利改善效应。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郝志学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研究员、律师

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还任重道远,尤其是针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法治保护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如一些地方增设不合理的市场门槛、直接干预企业关停、政府不守信不履约、滥用司法权力等等。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必须形成一个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法治环境,社会各方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

郑归初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认为,改变人类命运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枪炮、病菌与钢铁。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进一步指出,疾病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今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挥动翅膀,掀起了全球性“海啸”。这场百年一遇的疫情何时才能平息?回顾历史上大瘟疫是如何横扫千军而又息兵罢战的,对当下不无参考意义。

许多奇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此类事件发生后,如果是银行员工职务行为,有可能单位和个人双罚制。对于银行员工,可能的具体惩罚有以下五种:一是本银行的内部处分。二是监管机构——银保监会也会针对相关从业人员作出处罚。三是自律组织——中国银行业协会也可能会对违反公约、对行业声誉造成恶劣影响的从业人员采取书面批评、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自律惩戒措施。四是民事责任。池子方可能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五是刑事责任。银行则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银行还可能面临着刑事处罚。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其中政府的行政管控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正是由于抗疫过程中借助行政手段比较多,人们担心一旦这些手段固化并体制化,全球会出现去市场化的趋势,对中国来讲更是如此。因此,在抗疫中,明确要素市场化的方向,并切实推动改革深化,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了。现在改革40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基本形成,但是在疫情冲击下,它还是脆弱的,逆转不是没可能的。因此,凝聚共识十分重要。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一季度GDP增速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的正增长,整个金融行业的利润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虽然我们下一步货币政策并不是采取大水漫灌和数量型的这种全面宽松,但是应当在价格方面做足文章,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因此为了对冲未来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货币政策必须进行再调整、再定位,要明确的向宽松方向进行变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进行深度的配合。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张明明

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

张晓晨

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坐视硬着陆而不采取政策是对“四万亿”矫枉过正的表现。实际上,当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也为金融危机后,中国抓住数字科技等多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增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而“四万亿”的教训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施东辉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

直升机撒钱如同用不断注射吗啡和兴奋剂来治病,因为一旦开启赤字货币化的道路,更大规模的“撒钱”就会成为容易上瘾的政策选项。最终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因此,直升机撒钱会不会成功,需要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严格配套条件,包括:“撒多少钱”的阈值测算、谁来决定钱往哪儿“撒”、如何对公众预期进行管理、如何通过有效的规则机制以抑制其恐怖的副作用等。

马中红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任希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8级硕士生

虽然与央视春晚动辄亿计的数据尚不可比,但不可否认,B站“拜年祭”在二次元青少年群体中已经替代CCTV春晚成为新的媒介仪式。本文将央视春晚和B站拜年祭置入媒介仪式的视域,试图追问两者分别属于谁的媒介仪式?两者的生产机制和媒介符号建构的审美风格和审美价值有何区别?媒介仪式如何重新框架社会关系,以及符号互渗、权力位移、审美杂合是否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子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助理

复工以来,各地消费券政策引发了广泛关注。既要实现刺激、又要实现纾困,同一项政策难免要做出权衡。对于两个不同目标,当前消费券政策的效果如何,在刺激与纾困两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目前来讲,消费券对总体消费的刺激作用可能较为有限;消费券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各自为战现象突出,缺乏全国层面的协调;消费券发放侧重于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消费券发放惠及城市居民,但农村和困难人群得益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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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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