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迅雷
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面临多重困境，工具箱里的工具，真的不太多了。剩下的是中央政府加杠杆和居民加杠杆，而后者，是残局中的一着险棋。对政府而言，下不好会有危机；对大众而言，一旦失误，将有负资产风险。
余彪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本文从实证经验角度发现，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文本规范之间存在诸多不适应，从而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育和村庄治理的绩效。从继续改革和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的角度看，可以将现行的村委会逐渐改造为准行政组织，将其定位于地方自治组织享有法定的自治权利，同时将村民自治的重心放到自然村，进而建立起一种“双层自治”的村级治理体制。
史华兹
高盛集团副董事长兼高盛亚太区董事长
诚然，中国要想让自身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努力与国际标准看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当前的指导意见支持扩大绿色证券资金可用范围，且具有国际合作的空间。绿色金融举措的实施和执行必须跟进。
陆士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荣誉理事
实现“十三五”期间建立全面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2016年是关键一年。我认为，国家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多加努力：一是完善现有针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完成以政府保障为主，覆盖全体孤儿和困境儿童的托底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同时全面启动对一些特殊需要儿童的福利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建设全面的儿童问题社会监测机制。三是推进村儿童福利主任制度建设。
杨立雄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险,贫困与社会救助,残疾人社会保障,著有《老年福利制度研究》等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应止于“脱贫”，而要树立更高目标－“解困”，做到“扶得起，站得住”。要让贫困者“解困”，不仅要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环境，培育有特色的产业，更要加强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源开发，消除贫困文化，激发其脱贫的主动性。
魏益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教授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食品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大的支柱产业、税收和利润较高的产业，甚至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领域: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经济学,著有《经济学原理》等
我国经济一两年大体走出本轮宏观调整低谷期具有可预期较大可能性，然而也不应排除内外环境超预期不利变化派生潜在冲击。需动态管理与充实银行系统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与计提拨备资金以减少其系统脆弱性，加强对金融风险触发因素研究预判以增加应对来自内部外部金融风险释放冲击的主动性。需加强宏观审慎措施，在劳动市场、企业重组、减免税费等方面研究应对冲击预案，以便在小概率逆向情景发生时沉稳应对并争取最为有利的结果。
杨涛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开发基本上是单纯的房地产开发，缺少有规划的成规模成片的商业地产、金融地产、服务业地产开发。政府和开发商都只注重土地出让开发当期收益。政府并没有将公共财税收益与城市路网密度（实质就是临街商业面积）联系挂钩起来。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我国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已经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以及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的要求。也正因为此，过去一段时间所出现的宏观调控效果下降和强政策刺激带来严重后遗症的问题，并不是政策松紧程度、具体工具选择和传导机制方面的问题，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问题。
张峰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禁止“妄议中央”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明确了这个重点，有利于防止在实施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动辄用“妄议”压制打击普通群众的批评性意见，发生“妄议扩大化”的错误。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顾严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万海远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魏义方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社会结构是由各种社会政策长时间作用的历史性结果，是一种“慢变量”或者是基础性变量，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是无法调节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特别强调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只着重调经济结构，只擅长利用经济政策工具，而是要同时尽可能地调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也要学会利用好社会政策等工具。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
李江
凤凰国际智库国际事务主管、研究员
"战略包袱 "观点现在在民间、学界、外交圈都成为一个主流观点。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从两国的社会结构、国内政治的发展进程来看，中朝渐行渐远是必然的， "战略包袱论 "最终一定会形成主导性意见。
周明海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习近平提出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海外学者、媒体人以及智库人士从不同视角对“四个全面”发表了相关见解。客观评述域外观察家关于“四个全面”若干重要因素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和结论，对国内研究者积极地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先春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叶茂泉
兰州大学
当前，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文化仍然相对匮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内法规制度的统一性、严明性和权威性。针对执行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文化建设要遵循执行文化发展规律、掌握执行文化发展特点、注意克服急功近利等几种不良倾向，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构建和培育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文化的对策选择进行了思考探索。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
由于农村年轻人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所以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首先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乡城迁移人口规模比较小，农村年轻人口的外迁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自1990年开始，乡城迁移人口规模及其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开始逐年增大。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等
欧洲今天面临的难民危机与西方在中东地区不遗余力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直接联系。这场难民危机暴露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诸多悖论和困境，对此作出深刻反思，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未来都有重要启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