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何帆
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朱鹤
中国社会科学院
僵尸企业的存在会挤垮好的企业，使经济丧失活力。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压低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在生产率不提高的情况下，成本很难降低，此时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利润被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僵尸企业之所以能够挤垮好的企业，是因为它们更能承受亏损。
申铉松
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顾问和研究总监
翻译:何乐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国际金融环境的改善需要被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来进行，其中各国央行过去及未来的决策行动无疑是需要详加考量的内容。而汇率波动更非发生于真空之中，它是全球金融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从更为宽广的背景出发加以理解才是正确之道。
蔡国华
恒丰银行董事长
在全球经济通缩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以及互联网金融业态兴起的背景下,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日趋激烈，整个行业正在重新洗牌,新的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在新一轮的变革中更好地生存下去，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首要挑战。
刘培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在笔者看来，“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些要求的根本体现就是两条，一是让人民群众在充分参与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二是对失能、贫困人口予以必要的扶持。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展开。
亨利•巴基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东项目主任
翻译:邢嵬
库尔德人在中东的影响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是维持平衡状态的关键力量；在土耳其，他们发起反叛运动。但是，库尔德人的此次觉醒不同于以往的两次——上世纪70年代在伊拉克的那次、以及上世纪90年代在土耳其的那次。大大小小的势力要挑战库尔德人的诉求，从未像现在这样艰难。
周军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官僚制组织的运行逻辑是通过封闭性、层级化，以及碎片化来建构自身强大的控制体系，从而将一切可以确定化的不确定性吸纳到系统内部，而将一切不可确定化的不确定性拒之门外。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开始失灵了。
席佳琳
英国《金融时报》 莫斯科分社社长
翻译:申凯
然而，尽管有来自高层的强烈政治意愿，两国关系仍显得异常地空洞淡薄。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的一场商务会议上，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对与会者说：“我们知道你们喜欢我们的资金，但你们并非真正喜欢我们。”“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会放弃。”她的发言引发了台下俄罗斯听众尴尬的笑声，但没人反驳她的说法。
朱彤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能源经济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纵观1998年以来我国油气体制的改革举措，我国油气体制一直按照“维持行政垄断下推动局部市场化改革”这一逻辑演进。这一演进逻辑的发生并长期存在的基本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一是利益集团利用自身地位影响政策。二是以部门为主导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制定机制。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油气体制最终朝着“阻力最小”，而不是“最佳”的方向和路径演进。
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自1月6日朝鲜核试验以来，当前朝核局势有日益恶化的趋势，同时也日益严重地直接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非采取非常措施不能解决问题。中国需要三箭齐发：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借外力对朝鲜强硬制裁、同时提出建立半岛长久和平机制的具体倡议。其中一、二项是切入点，是实施第三项的前提。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这次供给结构性改革强调用改革的办法去推进减税，这次减税的操作至少有两个特点，不单是税收政策层面的操作，还要结合税制改革而进行的这种减税的操作，这个是肯定的。
陈忠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当代城市化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集中度、稳定性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城市化将日益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政治后果、政治效应。伦理化是当代政治的重要走向。调整城市发展的目标、原则、战略，建构包容性城市、调整城市间性、完善城市启蒙、注重此在单元，对推进当代政治进步、政治的伦理化具有基础意义。
刘磊
四川大学法学院
街头空间是街头政治得以形成的基本场景，体制目标冲突是其体制性因素，多元社会利益结构及社会矛盾是街头政治的深层次根源。在特定的执法结构中，街头政治得以形成，城管执法成为重新界定规则和重新确定利益格局的政治过程。我们需要在把握街头政治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探求新的城市治理思路，在法治的动态运行中实现城管执法的法治化，解决城管执法困境。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也许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是不想要短痛，这就是为什么推进结构改革非常难。不光中国如此，日本、美国、欧洲，甚至印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眼光、有魄力的领导人来做决策，宁可在短期内承受一定的痛苦，以换取更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以短痛换长痛。不然的话，后果很难设想。 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没有失业与破产，似乎是最为稳定的经济，直到系统性风险爆发。我们应该引以为鉴。
沈孝泉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危机之火”降临欧洲，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近几年欧洲所遭遇危机的严重程度都是二战之后所罕见的，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危机重创了欧洲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根基——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体现在4个方面。
尹德挺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硕导,研究领域:流动人口有序管理、老年人口健康、人口学量化方法
首都人口疏解应紧紧围绕“经济利益”、“服务需求”及“发展机会”三大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开展“四位一体”的人口疏解工作,其中,生产是主线,生活是辅线,生态是外围,生机是内核,而建立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特别的协调机构和特殊机制,则是实现首都人口分流的重要保障。
张耀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区域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与区域发展,著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及预警实证研究》等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第三个经济增长极，是我国北方地区促进国际交流和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区域之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