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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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著有《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八次危机》等
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作什么改变，他们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正在向社会化这一方向演进。这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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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会政策体系和经济体系以及聚居形态，降低人口密度，去大城市化，鼓励人们重新回到市镇、乡村地区。只有在小社会中，才有可能把熟人社会建立起来，很多制度以及伦理和信仰才可以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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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志远
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湖南省推进农村住宅产业化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既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村住宅的供给质量，助推贫困农户易地搬迁，解决无房危房农户住房难题，达到推进精准扶贫、建设美丽乡村的目的，还能有效去除钢铁产能过剩，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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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平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
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反映了二战后大国之间的权力结构以及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大国责任。它经受住了冷战及冷战后国际形势巨变带来的震荡，较为成功地履行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但目前正面临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带来的新考验。鉴于中美各自的实力及其在安理会内的法律地位，在国际法范围内，不仅需要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给予规范性阐释，更应明晰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在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由此期望能增进其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能力、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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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
中国支持的是航行自由这个大原则。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公然反对航行自由这一原则，中国也不可能反对。而且，中国作为海洋大国需要航行自由原则作为支撑。这是海权大国的通性：以前的英国如此，现在的美国如此，未来的中国也会如此。中国需要反对的是美国式的“航行自由”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军事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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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庆武
山东社科院省情研究院研究员
让农民工进城定居，特别是在就业所在地的大城市定居，未必是中国城镇化最正确的选择。大城市的市长们对于大量人口的涌入压力特别大，设置一些门坎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人口城镇化的出路在哪里？笔者认为还是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事实上，多数农民工的意愿也是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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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德育学,著有《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
道德冷漠是对他人道德急需的无响应。既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无反应，也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道德推卸。道德冷漠是不为善，但不为善与为恶异常接近，与为恶可以互相转化。教育和道德教育应该根据道德冷漠形成的机理，突出同情、愧疚、道德敏感性、道德想象力的培养，以抵抗道德冷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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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东亚国际关系、东北亚政治外交、对外领域的公民社会,著有《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等
王琪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战后日本以和平宪法主导的安保体制将因该法规定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外出征战而发生重大转变。对于新安保法将成为改变日本和牵制中国的重大法政要素，已为诸多研究所论及，但关于新安保法究竟会如何影响美日同盟，仍有讨论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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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玉凡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叶南客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政府是以坚持与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逻辑为引领，按照以关注群众日常文化生活为切入点、以提升文化生活质量为根本点的生活逻辑来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并根据政治逻辑和生活逻辑的需要来对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进行规范和引导（生产逻辑），这构成了确保我国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套环环相扣、思路缜密、细致完整的实践策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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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
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大战略理论、大国战略比较、中国战略思想史研究,著有《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等
中日两国既高度相互依赖，又在诸多领域竞争加深，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日本对华战略以国内政治重塑为基础，以日美同盟强化为支撑，以对华围堵为侧翼。当前，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逐渐出现和缓迹象，防止中日恶性冲突的底线开始铸就，但中日和解之路依旧漫远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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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昭根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历代国家安全形势造成了重视陆权、轻视海权的传统。随着中国的注意力由传统陆权转向对海权的经营，随着中国海军战略正在向“近海防御、远海防卫”转变，中国正当、合法的经营南海行为，却似乎让一些人“群情激愤”。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引世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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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
潘泽翰
加拿大莱斯桥大学地理系与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后
中国人口迁移分布具有什么属性特征？为什么改革开放30余年来频繁、持续发生的人口迁移都未能明显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胡焕庸线依然稳定不变？作为人口变动最活跃、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的人口迁移与人口分布有什么关系？未来人口迁移能否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和胡焕庸线？本文拟以省为基本地域单元，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力求比较系统地分析与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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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翔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
我国在高新区建设中，一贯重视引进高校资源，不少高新区选址于大学周边或与大学城同步建设，从而为促进高校与高新区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地理上的邻近却未必能促进创新文化的合作建设，而由于缺乏共同的创新文化理念，又常常阻碍了高水平的合作创新或创新成果产业化。因此，无论是为提升合作创新或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效率，高新区都有必要与高校合作推动创新文化的提升，从而成为创新的“粘滞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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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研究领域:俄罗斯及大国关系、中俄毗邻地区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问题等
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困境与挑战是常在现象。在相似的有利环境下，错误的议程设置会使其至少错失良机，甚至导致国家脆弱、衰败和一蹶不振，而正确的议程设置容易让它顺利发展、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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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三农中国》
一旦不再有保障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旦作为农村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农村宅基地、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当作了财产，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以“有效实现”农民财产权，则进城失败的农民就失却了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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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研究领域: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著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年代采取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的崛起如此之迅速，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完美无瑕。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了各种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执政党在相应的领域实施了应对政策，以期保持其治理的有效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